中日近代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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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日近代化的速度與結果差異巨大，對此，已經有很多學者、專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探討。本文擬從不同的民族傳統(tǒng)、社會結構的穩(wěn)定性、經濟基礎、被迫開國后政府的不同對策與作用等幾個方面的不同來分析其必然性，以鑒往知今。

關鍵詞：中日近代化脫亞入歐中體西用差異

19世紀中葉，中日兩國都是封建落后的國家，同樣面臨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威脅。1840年，隨著鴉片戰(zhàn)爭的隆隆炮聲近代文明之光開始透進沉沉神洲。1853年，美國海軍一支小型艦隊,野蠻駛進江戶灣的蒲賀港，“我自閉關眠不動”的日本朝野，也誠惶誠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兩個古老的東方國家接觸西方文明相距僅十余年，但邁向近代化的速度與結果的差異是驚人的。中國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這期間，中國喪權辱國，走上淪為半殖民地的扭曲發(fā)展道路。日本則只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完了歐美資本主義150—200年走過的道路，20世紀初日顯世界強國端倪。個中原因及帶給我們的教訓，值得深究，這固然有由于當時中日兩國的戰(zhàn)略地位和戰(zhàn)略價值不同，中國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壓力遠大于日本[1]，而且日本也曾受惠于中國的外因，但主要在于當時兩國文化類型與民族傳統(tǒng)的差異、社會的穩(wěn)定性、經濟基礎及當時政府開國后的不同對策的迥異等的內因。對于它們的進一步探討不僅有學術價值，而且對我國當前的現代化也有現實意義。關于這方面內容的研究，日本學者成果較多，中國較少。今筆者不辭淺陋，擬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一些思考，祈望賜教。

一、不同文化傳統(tǒng)造就民族性格的迥異

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屬于寬容、溫和而保守自閉的大陸性農耕文明，以孝為先，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組織勞作。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這在鞏固封建政權方面絕對可稱為明智之舉。但是,當世界進入近代化--也就是隨著商業(yè)的發(fā)達和科學技術的革新，世界從經濟上進入工商業(yè)主導時代、政治上資產階級入主國家政權的時候，這種封建政權及其經濟基礎空前的穩(wěn)固性卻成了社會前進的最大阻力。古人很早就把中國看作是天下的中心，把周邊民族或國家稱之夷、蠻、戎、狄，產生了華夷思想。由于周邊國家的臣服，中國與鄰國的關系常常是冊封與被冊封的隸屬關系，中國成為冊封體制的中心,外國使臣朝覲時都要跪拜磕頭，這就更強化了“皇皇中華,四夷來朝”的思想。中國又很早形成了獨立的文化體系,并且成為文化輸出國。對于中國人來說，中國周圍的地區(qū)，往往是中國給予文化的地區(qū)在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別國文化流入，但它們不可能成為主流和改變原有文化的本質，相反，總要受到儒學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強烈的優(yōu)越感和自信心?！百Y本主義以前的文化誠然是光輝的,但就因為太光輝,在變革時期不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盵2]久而久之,這種優(yōu)越感和自信心就蛻變?yōu)橐估勺源蟮挠^念，對外國和外來文化總是不能正確對待和虛心學習。清末,即使中國已經落后,本土文化已經呈現保守，但上述傳統(tǒng)觀念依然非常強烈。頑固者自不必說。顯然，傳統(tǒng)文化觀念模糊了中國統(tǒng)治者的視線阻礙了對世界文明的吸納，這是中國越來越走向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日本屬于海洋性國家，其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是發(fā)散性，具體說就是開拓精神、開放性特征，以忠為先。日本四面環(huán)海，在交通不發(fā)達的古代，處于相對孤立的環(huán)境。對這一事實的反應以及為了生存和發(fā)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傾向，在知識方面的表現就是對外國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發(fā)源地，在公元3世紀以前尚無文字，在7世紀以前也沒有系統(tǒng)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學習中國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產生了飛躍。對日本人來說，所謂外國，就是長時期內經常給自己帶來文化的地方，來自外國的事物往往給自己帶來新的便利和富裕。在幕府末期，雖然也有人提出過以日本為中心的華夷思想,但由于日本不是冊封中心，也沒有文化輸出的傳統(tǒng)，所以日本的華夷思想的基礎十分薄弱，它并沒有給日本學習更先進的西方文化造成多大的影響。對日本人而言，一個明顯的邏輯是，中國文化是外來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外來的文化既然可以學習移植中國文化，而且效果又那樣理想，為什么不能學習移植當今先進的西方文化呢？總之,日本的傳統(tǒng)文化觀念使日本能夠比較理性，正確地對待外來文化。儒學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遠也不及在中國那么牢固和深遠。這種狀況為兩國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條件。江戶時代之前，思想文化領域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學。進入江戶時代以后，朱子學才取代佛教成為統(tǒng)治思想。但是，在江戶時代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朱子學世界觀迅速瓦解，在日本,由于沒有通過像科學這種形式使儒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官方教科書和現實化的擇官準則，儒學的權威和對社會的影響程度自然要比中國弱得多。在從19世紀開始的亞洲近代化中，日本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其原因首先在于突破了儒教的世界觀的束縛，把對其有效性的承認縮小到最小限定，極力限定儒學的有效范圍才是其成功的內在因素。

二、社會內部結構穩(wěn)定性的迥異

中國從公元前三世紀以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就不斷強化，政治上大一統(tǒng)、思想上大一尊合二為一，專制君主兼有“至尊”和“至強”的地位，其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威至高無上。在選拔和任用官吏方面中國實行科舉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許社會流動的,具有較強的調節(jié)社會矛盾能力。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官僚“四位一體”，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儒學是他們共同的思想準則和紐帶，在這個具有強大凝聚力的營壘中很難分化出與之相對抗的革新力量。臣民不要說行為連思想意識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是洋務運動的領袖們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也從來未曾逾越過君王、名教的觀念，畢其一生最多就是做“中興名臣”，而不可能成為“尊王倒幕”的藩主。因此，中國的近代化既缺乏足夠的資本主義成長條件，又缺乏較為活躍的中間階層，更缺乏開放、進取的文化底蘊。

日本自1192年以來，始終未能形成一元化的集權統(tǒng)治，天皇與將軍并存，地方上還有許多獨立的藩國。日本維新思想家—有“日本伏爾泰”之稱的福澤渝吉認為，幕府與天皇并存，使至尊的皇帝和至強的將軍都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和尊敬。“這樣至尊和至強的兩種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這兩種思想當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為真理活動開辟了道路。”4日本實行的是門閥世襲制，這使得一些門第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級武士無緣獲得較高職位,產生強烈不滿,并最終走上反對幕府統(tǒng)治的道路。進而代替力量不足的資產階級領導了革命，從尊王攘夷轉向倒幕維新。早在18世紀，“蘭學”興起這些中產階級-武士就萌發(fā)了變革的思想。幕藩體制的分散性，利于西洋文明的傳播，也利于新興商業(yè)團體整合到新的政治體系中。松散的局面下，許多類似西歐自治體的組織如村民的“講”、手工業(yè)者的“座”悄然產生，甚至出現了東亞絕無僅有的工商業(yè)自治城市。新經濟、新政治勢力、新思想頑強地滋生并逐步壯大，深刻改變日本的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左右政局的變化，直至“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諸侯驚”。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曾經是舊秩序支柱的武士集團視舊主如仇，成了變革的中堅力量。

三、發(fā)展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的迥異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日近代化的不同結局，與當時兩國的經濟發(fā)展狀況有密切的關系。比較當時中日兩國的經濟狀況，概括地講，中國的地主經濟較日本強，日本的前資本主義經濟則較中國強。中國歷代王朝一貫奉行重農抑商、以農為本的政策，地主經濟始終受到國家的竭力保護。在人們的觀念中，地主經濟是最安全保險的產業(yè)，土地是最有價值的財富。這種政策和觀念使地主經濟處于優(yōu)越的地位。而且，中國古代的土地所有不是固定的，地主階層向社會開放，官僚、商人、高利貸者乃至農民都可以購買土地而成為新的地主，清末，地主經濟的統(tǒng)治地位依然較為牢固。日本幕府時期雖然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地主經濟也受到政府的保護，但是，土地的所有基本是固定的，全國全部土地均為將軍、大名、旗本和陪臣所有，固定的等級身份制也使地主經濟缺乏了活力。在幕府末期,由于領主們的殘酷剝削等原因,廣大農民生活極度貧困，他們只能維持最簡單的再生產。地主經濟的強弱之分,使清末近代化的任務要比明治政府困難和艱巨得多!與強盛的地主經濟形成鮮明的對照,清末中國的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則顯得十分薄弱。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為了抵御外國侵略,清朝興辦了一些民族企業(yè)，然而它們并沒有使中國的資本主義近代產業(yè)得到較好的發(fā)展。這些企業(yè)有的屬于官辦，有的屬于官督商辦，官辦企業(yè)主要是軍用工廠，它們屬于政府所有，資金的來源是政府征收得來的賦稅，使用的勞動力大部分是裁汰的士兵，企業(yè)的擴大與否不是根據生產上的需要，而是根據政府的財政情況，所以離資本主義企業(yè)相距甚遠。17、18世紀的日本，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已經比中國要普遍一些。19世紀以后，商品經濟更為發(fā)展。

日本國土較為狹小，市場的發(fā)展較容易。在德川幕府時代，大名和武士都離開其領有的農村,集居在自己領地內的城市中，他們必須通過市場來購買種種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城市中還居住著大量為大名和武士服務的商人和手工業(yè)者，他們的生活也需要依靠市場。另外,由于實行參覲制，大名們要定期率領家屬臣仆到江戶去居住，他們過著雙重的城市生活。這些因素極大地促進了商品需求和城市發(fā)展，形成了以大阪為中心的全國商品流通網絡。明治政府成立后，全力推行殖產興業(yè)國策,扶持資本主義經濟。政府通過立法，在商會、貿易、稅收、銀行、保險等領域或進行改革，或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在推行資本主義工業(yè)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19世紀末,日本的前資本主義經濟已遠遠超過中國，所以，當明治政府大規(guī)模發(fā)展資本主義時，社會已具備了較好的經濟基礎。

四、被迫開國后對策的迥異19世紀中期的世界，西歐列強進入自由資本主義后開始搶占世界市場。都處于閉關鎖國狀態(tài)的中國和日本自然也難逃被強行叩關的命運。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就不多述了，1853年黑船開國也使日本面臨被奴役的境地。西方殖民者東來前的中國社會各階層仍陶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里但“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tài)被打破了，開始建立起聯系……”。目睹曾被視為“番邦蠻族”的“船堅炮利”和“四海之內，其帆檣無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處，無不睥睨相度?！鄙贁邓枷胂闰屖艿綐O大的震撼，他們開始從夢囈中驚醒。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主持編譯了介紹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國歷史、地理、政情的《四洲志》。魏源在激憤中寫出《海國圖志》，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編撰的最詳備的世界史、地巨著，也是介紹與傳播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巨著。書中魏源猛烈抨擊了政府的愚昧無知；表達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雖然魏源眼中的“長技”主要指西方的“戰(zhàn)艦”、“火器”、“養(yǎng)兵練兵之法”，但在觀念上已是根本的突破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杀氖?，在中國那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中，像魏源這樣的大夢先覺者是孤獨的，二十年后，他的主張才由洋務派稍事實踐。

二十年，中國喪失了關鍵的發(fā)展機遇[3]！相反，鴉片戰(zhàn)爭的悲慘結局警示了日本的知識分子。650年代初《海國圖志》由商船帶到日本后，立即在思想界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數年間選刻、選譯的版本多達二十幾種，催生培養(yǎng)了日本大批的維新思想家和改革志士。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海國圖志》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和指明了最初的方向。1862年日本維新志士高杉晉作到上海，發(fā)現《海國圖志》在自己的祖國竟然已經絕版，不禁感嘆到：清朝“徒昌僻見，因循茍且，故而衰微”。中國經過鴉片戰(zhàn)爭以極其沉重的代價換取的經驗、教訓，在自己的國土上沒有立即產生重大影響，卻在鄰國日本開花結果，這是我們民族的極大不幸。比較兩國對于西方沖擊的態(tài)度,可知中國大官僚大貴族虛驕貪鄙、茍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統(tǒng)治者頭腦較為敏銳和清醒,主動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為走向明治維新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五、“脫亞入歐”與“中體西用”

日本對于東西文明碰撞的回應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學習也是由衷的，“既無故慮，既不以為恥”（美國賴肖爾語）。更有極端者，一些日本學者為過去推崇中華文化而感到慚愧、痛苦不堪，這種全盤否定其道德之源、進化之源—中華文化的論調當然是虛無主義的，但卻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糾辯重實利、實用的務實作風和趨新、善變的傳統(tǒng)?！懊搧喨霘W”的始作俑者福澤渝吉，于1885年發(fā)表《脫亞論》主張“我國不可猶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為盡快融入西洋文明，猶如當年“遣唐使”絡繹不絕到東土求經，7日本人現在又絡繹不絕遠涉重洋前往歐美—新的精神故鄉(xiāng)尋求富國強兵之術。最有影響的一次當數巖倉使節(jié)團，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巖倉為全權大使的龐大使節(jié)團出訪歐美，正式成員有48人，使節(jié)團按考察的不同內容編成三組，第一組研究國家制度、法律理論，考察議會、法院的體制及工作情況。第二組研究貿易、鐵路、郵電等公司、工廠的規(guī)章制度。第三組研究教育規(guī)章和方法。使節(jié)團歷時一年零九個月耗資百萬，先后訪問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國。使節(jié)團成員們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驚、次醉、終狂”，回國后，將所見所聞，與日本實際結合起來，勾勒出了民族騰飛的基本策略：經濟學英國，政治體制、軍事學德國，教育學美國。與日本朝野如饑似渴全面學習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國政界還喋喋不休于“體”與“用”、“道”與“器”的爭論。8由于階級的局限性，李鴻章等人對西學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認識水平—“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結果呢，甲午戰(zhàn)爭中，李鴻章耗巨資建成的規(guī)模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艦隊卻落得灰飛煙滅的命運。證明沒有經濟、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

就在東瀛赴歐美人潮洶洶多得連政府負責官員也“未知如何應付”時，中國人也開始拖著辮子走出國門了。經過中國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閎多年的奔波、籌劃，1872年，在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學幼童抵美，但這次中國近代史上開風氣之先的留學活動卻以悲劇結束，守舊的駐美公使陳蘭彬、督學吳子登，認為學生離經叛道（剪辮子、改長袍馬褂為西裝、進教堂等），“有以夷變夏之險”，他們不斷造謠中傷和向朝廷打小報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學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團與日本使團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異，同治初年，“鐵血宰相”俾斯麥曾經說過“三十年后，日本其興，中國其弱孚？日人之游歐洲者，討論學業(yè)，講究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游歐洲者，詢某廠船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源，其在此孚?！边@話深刻地指出了中國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務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駐英公使的郭嵩濤語）。由此觀之，在沒有新的階級力量產生之前，中國對來自西方文明挑戰(zhàn)的回應是膚淺又軟弱的，長期停留在“器物”層面，布新而不除舊。

六、政府扮演的角色的迥異

明治政府深感東亞的落后與危機，決心“脫亞入歐”，建立“超越歐羅巴諸國之功業(yè)”，為此制定了“追趕型”戰(zhàn)略，9確立了“文明開化”、“殖產興業(yè)”、“富國強兵”的三大國策。文明開化是近代化的重要標志，明治政府一方面“求知識于世界”派使節(jié)團和留學生漂洋過海取經，另一方面大力創(chuàng)建近代教育體制以開民智。1871年設立文部省專司教育改革，1872年頒布《學制》正式擺脫封建教育，1880年頒布《修正教育令》強制實施義務教育。期間“一無余金”的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興辦教育，1869年到1877年，教育投資占政府總開支的第三位?！爸钞a興業(yè)”就是運用政權的力量來推動資本主義發(fā)展，核心是實現工業(yè)化。與同時期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不同，由于起步晚，明治政府依靠不了那只“看不見的手”，而是主動介入干預，更像新經濟的“鼓手”、“催生婆”。針對日本企業(yè)普遍缺乏技術和管理人才，乃實行“技術移植”、“客卿”制度，高薪聘請大批外國專家作技術指導，外國專家日薪最高達二千日元，相當于太政大臣的兩倍半。針對民間資本對興辦實業(yè)持觀望態(tài)度，就采取“官營示范”，自己創(chuàng)辦一批實業(yè)，“示以實利，以誘人民”。當官營體制弊端初露時，就以極低廉的價格將國營企業(yè)轉讓給私人資本家，并給以很多優(yōu)惠條件。當私人企業(yè)出現資金不足的困難時，又及時向他們注入巨額補貼、低息貸款等“黃金雨”?？傊谡氖痉?、鼓勵、保護下，日本掀起了辦廠、開礦的高潮，19世紀80年代又掀起了產業(yè)革命的高潮,很快就成為工業(yè)化強國。

清政府在變革中扮演的是千年老屋“維修者”的角色，沒有犁庭掃穴的氣概，沒有全盤的、系統(tǒng)的戰(zhàn)略部署。19世紀60年代初至20世紀初，清政府先后進行了三次“革新”，從根本上講，三次“革新”都是在“不能照舊統(tǒng)治下去時”進行的，帶有濃重的被動色彩。洋務運動舍本逐末，抬出孔圣人造勢并卷入帝后黨的權力斗爭，“新政”“預備立憲”在政府已喪失在民眾中的信用的時候還借“革新”之名行投機、應付之實，因此都以失敗告終。與明治政府鼓勵民間興辦實業(yè)不同，清政府先是限制民間資本投資實業(yè),甲午戰(zhàn)爭后才稍稍放開,即使這樣政府還壟斷行業(yè)和與民爭利。機器剛傳進中國時，政府不允許機器流落民間。1895年，武舉李福明開的機器磨房，竟被御使以“私開機器磨房”的罪名參奏。如前所述中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也因官府勒索而破產。洋務企業(yè)的舉辦者掌握國家權力，1882年李鴻章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機器制布局，不僅享有免稅特權，還享有“十年以內，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的專利權。同時政府推行的“厚外賤內”政策，更使民族工業(yè)連一般的“國民待遇”都無法享受。連晚期洋務重臣張之洞都說“此明明力窒華商之生機，而暗暢洋商之生機也”。可見中日兩國政府，雖然選擇了相同的近代化“范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兩國政府不同的決策與作為卻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兩個民族的命運。

追求“強兵”是19世紀下半葉中日的共同目標，實現軍事近代化對兩國具有同樣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戰(zhàn)爭以后的史實證明，兩國強兵的效果相差甚遠。關于洋務和明治維新時期兩國推進軍事近代化的進程，有學者進行系統(tǒng)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別在于軍事制度轉換的積極性。甲午戰(zhàn)前，日本為進攻中國積極備戰(zhàn)10年，為制造軍艦，天皇和眾官員帶頭拿出俸祿的一部分，民間紛紛響應，與此同時，清政府卻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來給慈禧太后祝壽；明治政府統(tǒng)一軍權于中央，而清政府卻不能克服軍權分散、失控的局面。兩國雖同樣借助于西方軍事人才和技術裝備，但日本很快實現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擺脫依賴性。

經過明治維新苦練內功，日本在最短的時間內積蓄了實現基本國策最高目標“與萬國對峙”的力量，并利用臨國封建政權的腐敗無能和歐美列強的縱容，開始了“脫亞入歐”“和魂洋才”方針指引下的武力擴張過程。由于海洋的阻隔和技術手段的局限，日本對外擴張的用武之地，首先是朝鮮半島，繼而是中國大陸。日本的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曾露骨地指出：“就是接納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可因系臨國而特別客氣，必須以西洋人接待他們的樣子加以處分?！比毡居民R關條約賠款發(fā)展了資本主義經濟，從明治維新以來，每十年向外發(fā)動一次征服，每次都是中國的災難，以臨國淪喪為代價，日本武力崛起。10近代世界各國中，象日本這樣把“殖產興業(yè)”與殖民擴張直接掛鉤，以臨國為目標，貪得無厭，連續(xù)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來加速其近代化進程，是絕無僅有的。

綜上所述，中日走向近代化的迥異在于：兩國民族傳統(tǒng)、社會內部結構的穩(wěn)定性、經濟基礎、以及被迫開國后政府所采取對策的不同，故而產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響。

據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一、中國走向近代化的延誤受復雜的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我們不能把日本奉為“成功”的樣板，日本的現代化進程是畸形的，是在犧牲別國、推遲東亞近代化的特殊條件下實現的，但我們應該吸取其成功的經驗，反省自身，從而鑒往知今，更好地進行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二、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是打破閉關自守逐步認識現代世界和進入現代世界的過程，即使像中國這樣一個在前現展中遙遙領先的國家，一旦自我封閉，喪失吸收外來新因素的能力，就會盲目排外，從而脫離世界發(fā)展的潮流。三、因停滯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四、喪失獨立自主性的開放又會外來因素的支配，喪失自己的獨立選擇的能力，淪為外國勢力的附庸或半殖民地。近一個世紀中，中國經歷了封閉—開放——再封閉——再開放的曲折道路，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值得很好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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