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基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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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是一個人類學問題。人類在生存和發(fā)展過程中，面對形形色色的公正與不公正問題，產生了有關公正的價值觀念或相應的理論。“什么是公正”和“如何實現(xiàn)公正”總是社會成員普遍關心的問題。哲學、政治學、法學理論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公正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學理論的研究是一個揭示法的公正性、構建公正的法律制度的過程。司法是法律制度運作的核心內容，因此司法公正是法治國家的首要要求。

在我國，由于歷史的原因，司法制度建設歷經(jīng)多次波折，司法公正問題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和深入的研究。二十年來，隨著政治、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司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人們以新的價值觀念來看待現(xiàn)行的司法運行模式，會發(fā)現(xiàn)其在很多方面無法滿足現(xiàn)代社會的需要。個別司法裁判結果的公正性開始受到懷疑。司法腐敗現(xiàn)象的嚴重化，使得公眾對司法的公正性產生“信任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加強對司法公正問題的研究顯得十分必要。筆者試圖通過分析和總結中外司法制度運作的經(jīng)驗，對司法公正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關于司法權威

司法權威（judicialauthority）是司法機關具有的合法的權力和令人信服的威望。在英美國家，司法權威更多的是指法官的權力和威信。司法權威是司法公正的前提。無權威的公正是短暫的，也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權威和公正一樣代表著公眾的信任、承認和尊重。有人作過調查，“在法官因其學識、人格、出身地位等方面擁有比一般人更為卓越的資質這樣一種信念廣泛存在的情況下，法官能夠以國民的信任為基礎根據(jù)具體情況作出更加自由的判斷。相反，如果對法官的信任感很低，則法官對隨機應變靈活地作出決定就會有更多的顧慮。”（注：［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67頁。）“一般說來，法官的權威越高、權力越大，就越可能不受傳統(tǒng)的束縛而自由地作出判斷?！保ㄗⅲ海廴眨菖餅|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67頁。）中國的司法權威曾經(jīng)遭受很大的破壞，在很多地方甚至無權威可言。在基礎落后的情況下培育和維護司法權威，直到司法權威的最終樹立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這涉及法律制度的諸多方面問題，有原則性問題，也有技術性問題。筆者認為，在中國培育和樹立司法權威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作一定的努力。

（一）提高司法機關的憲政地位

司法權威不但和司法機關的憲政地位相關聯(lián)，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講，前者是由后者決定的。憲政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國家權力受憲法的限制、分配和規(guī)范，國家的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間有一定的界限并相互牽制。權力之間的制約（checks）是憲政的首要原則。特別是西方的憲政理論，更是信奉孟德斯鳩關于權力的論斷-“從事物的本質來看，權力之間必須相互制約?！保ㄗⅲ簃ontesquien，thespiritoflaw，hafnerpublishingcompany，1966，voll，p150.）作為國家權力的一種，司法權力往往被用于制約立法權力和行政權力。這一點表現(xiàn)為司法機關對行政行為和立法行為的司法審查權，這是司法機關憲法地位的重要內容。

筆者之所以主張要培育司法權威，是因為司法的權威不是可以通過一朝一夕樹立起來的。司法權威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從世界各國的憲法看，不少國家憲法的內容很相近，但它們的憲政制度卻大相徑庭。這就說明，司法權威不是由憲法中的幾個字眼可以決定的。中國司法機關的地位在形式上與英國憲政制度中司法機關的地位有些類似之處。但中國法院的地位遠沒有英國的崇高，這和兩國的歷史傳統(tǒng)有關。在英國，法院曾經(jīng)是資產階級對抗封建王權的“戰(zhàn)友”。在英國法律者和公眾的憲政理念中，處處體現(xiàn)對普通法院的極端信任和對曾經(jīng)代表王權的行政權力的畏懼的傾向。政府不得違法和越權無效的原則統(tǒng)治了英國法律界已經(jīng)幾百年。盡管議會在理論上還是“至上”的，但在監(jiān)督行政權力方面，普通法院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美國憲法中，我們也找不到更多更好的詞句，但美國法院的權威，卻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司法權威和一國的憲政傳統(tǒng)有著重要關聯(lián)，而且與司法的具體制度有關。當然，這么說，并不代表司法權威只能在司法實踐中培育，我國憲法就沒有可改之處。例如，在憲法中增加有關法院獨立預算的內容、改變地方法院和地方人大的關系、改革法官的任免方式等等，對于培育司法權威都是很必要的。

（二）擴大司法權力的范圍

如果司法權力的范圍很狹窄，對很多不公正的事件司法機關無權干預，自然會使司法的權威受到懷疑。公眾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時，無法尋求司法途徑獲得權利救濟，反映出司法對于糾紛的公正解決的無價值性。中國憲法沒有對司法權力的范圍作必要的確定，司法權力的范圍具有相當?shù)木窒扌?。這種局限需要立法機關通過憲法解釋或專門立法予以突破。

由于憲法的結構和框架的限制，一些重要的法律排除了法院解決一些特定糾紛的可能性。例如，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條規(guī)定，公民對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發(fā)生爭議，可以在收到?jīng)Q定書后三十日內到法院起訴。土地管理法這樣規(guī)定，意味著法院對這種糾紛不具有管轄權。實踐中最大的問題是，可能產生累訟。當事人若對政府的確權決定不服，只能請求法院予以撤銷，不能請求法院變更。在法院作出撤銷判決后，政府只能再次作出確權決定，若當事人不服，將再次起訴，請求法院撤銷。審判實踐中，由于法院對土地使用權歸屬不具有司法管轄權，致使累訟的案例非常之多。還有一些法律，如商標法、專利法、行政復議法等規(guī)定了行政決定的終局性，也排斥了司法管轄權。這些規(guī)定盡管在某種意義上突出了行政技術和專業(yè)的重要性，但同時也體現(xiàn)了立法機關對司法機關的不信任。從理論上講，司法機關的裁判能力及其公正性是不容置疑的。一般而言，技術問題的糾紛可以由專門的機構處理，但法律問題的糾紛只能由司法機關最終裁判。當然，在設定了當事人選擇救濟機制的情況下，可以例外。這次，行政復議法中有關行政機關對土地等資源的確權具有終局復議決定權的規(guī)定，遭到了大多數(shù)學者的反對。這種規(guī)定，實際上是通過立法剝奪當事人的司法救濟權，不符合人權要求和法治精神，也不利于提高司法權威。

司法權力的范圍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很多國家，司法權力通過立法、司法活動獲得了拓展。如美國聯(lián)邦法院的司法審查始于1803年最高法院的一個著名判例馬布里訴麥迪遜（marburyv.madison）案，“該案宣告了一項基本原則，即聯(lián)邦司法機關在闡釋憲法方面享有最高權威”。（注：［美］杰羅姆·巴倫，托馬斯·迪恩斯，《美國憲法概論》，劉瑞祥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1頁。）1846年的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federaladministrativeprocedureact）和1950年的司法審查法（administrativeordersreviewact）則對美國司法審查制度起了重要的完善作用。最高法院在司法裁判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須對法律、法規(guī)作一定

的解釋，積極的司法解釋所產生的裁判結論在很大程度上起著判例的效果，可以補充立法的不足，擴大司法權力的范圍。

（三）提高司法裁判對公共政策的正面影響力

公正政策是執(zhí)政黨或政府為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而設定的一般性的具有指導意義的行動準則和目標。司法裁判盡管只是具體適用法律，但司法裁判往往會對公共政策產生一定的影響。司法裁判對公正政策的正面影響，對于樹立司法權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判在歷史上曾極大地推動了良好的政策的產生，特別是在反對種族隔離、宗教自由以及經(jīng)濟生活領域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二戰(zhàn)以后，美國大多數(shù)州的立法和行政管理領域，都實行了擴大對民事侵權范圍的解釋、使受侵害人獲得充分權利救濟的公共政策。這些政策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美國最高法院的一些著名判例，它們改變了資本主義發(fā)展初期保護工商業(yè)、豁免資方賠償義務的基本觀念，（注：charlesa.johnson，bradleyc.canon，judicialpolicies，1984，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p263—267.）實現(xiàn)了侵權賠償領域公共政策的變革，推動了司法權威的樹立。

在中國，司法裁判同樣會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中央曾三令五申要減輕農民負擔，而有些地方政府仍變本加厲、巧立名目向農民收取各種不合理費用，這類行政行為在有些地方引起了較大規(guī)模的集團訴訟。法院的正確裁判，顯然對公共政策的執(zhí)行范圍和力度會有積極的作用，從而促進司法權威的提高。由于當前中國的立法對人身侵權賠償額規(guī)定得明顯過低，最近幾年，一些判決使受害人獲得幾十萬、上百萬元賠償，這對于立法政策的改進，也是有積極影響的。

司法裁判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必須是積極的和合乎法律原則的。在歷史上，也有一些司法裁判對公共政策產生負面影響的例子。如羅斯福新政時期，持保守觀念的美國最高法院曾以羅斯福的幾個法令違憲為由宣布其無效，從而對羅斯福的正確而及時的經(jīng)濟改革政策的推行起著阻礙作用。（注：charlesa.johnson，bradleyc.canon，judicialpolicies，1984，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p233.）同樣，在我國，具有地方保護主義性質的判決，阻滯國家合法的公共政策的推行，其負面影響也是很大的。司法裁判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不但體現(xiàn)在個案中，還體現(xiàn)在最高法院作出的具有類似于判例效力的裁判中。這些裁判對于下級法院裁判同類案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因為下級法院的裁判若得出不同的結論，將很可能因當事人的上訴而被推翻。從這個意義上講，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判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是全局性的，應始終注重擴大正面影響、消除負面影響。事實上，司法權威總是通過裁判的影響力而獲得的。

二、關于審判獨立

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的憲法都規(guī)定司法審判應保證獨立。憲法之所以規(guī)定保障審判獨立，是為了確保審判過程和結果公正。在西方國家，權力分立往往被認為是自由和公正的首要條件。一些自由主義法學家甚而認為立法機關都不應有修改法院裁判的權力，他們認為，將“根據(jù)其長期鉆研，諳熟法律而被選任為法官者的判決交由缺乏這種條件的人去修改與節(jié)制”是不合理的。（注：（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lián)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06頁。）法官的裁判過程或裁判結果如果允許其他組織或個人隨意干涉或否定，那也就意味著司法的公正標準可以隨意被修改，那是難以想象的。審判獨立在法學家看來，盡管其內容不完全一致，但始終應是一個普遍獲得遵守的司法原則。

（一）審判機關獨立于其他國家機關

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guī)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僅從憲法的這一條規(guī)定中，我們很難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憲法問題，必須對憲法所設置的體制的運作狀況進行考察。

我國憲法設定的是人民代表大會領導下的“一府兩院”的模式。事實上，法院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法院的財政權和人事權受制于政府，這在地方上表現(xiàn)得尤其明顯。地方政府的領導，如某市的市長、常務副市長都是地方黨委常委，而法院的院長一般不是。也就是說，從黨委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的領導也就是法院院長的領導。因此，從現(xiàn)有的組織關系看，法院是否受行政機關的干涉無法取決于制度的保障，而取決于地方政府的領導是否開明、是否具有較強的法治觀念。

在憲法的這一條規(guī)定中，我們似乎看不出法院可以排除人大的“干涉”。根據(jù)我國的憲法規(guī)定，人民法院應受同級人大的監(jiān)督。如何正確理解監(jiān)督和干涉的關系，十分重要。盡管憲法沒有明文規(guī)定人大不可以干涉獨立審判，但這不能成為人大可以替代法院審判的理由。隨著司法腐敗現(xiàn)象的日益嚴重，加強人大對司法機關監(jiān)督的呼聲日漲。不少人主張人大可以對法院進行個案監(jiān)督。這是一種極端民主主義的主張，也說明這些人基本法律知識的匱乏。實行個案監(jiān)督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人大對個案進行監(jiān)督，缺乏必要的法律專業(yè)人員。在中國，人大代表中熟悉法律的人微乎其微?？上攵刹欢傻娜藢唧w案件進行裁判，其結果會是怎樣。二是實行個案監(jiān)督可能導致程序上的不公正。對個案提出監(jiān)督的往往是各級人大代表，這些代表或是和一方當事人有特殊的關系，或是聽信了他們的主張和理由。由持一方觀點的人大代表參予個案監(jiān)督，顯然違反了“任何人不能當自己的法官”的基本原則。三是目前法院系統(tǒng)已經(jīng)有一套監(jiān)督體系，如果再建立一套監(jiān)督體系，兩者的銜接上會有很大的問題。例如，某基層法院對一個案件作出生效判決后，同級人大通過個案監(jiān)督對原判決作了改判。另一方當事人則向上級法院提出申訴，上級法院通過審判監(jiān)督程序對該案作了與前兩個判決不同的判決。那么，究竟哪個判決才是有效的呢？因此，人大對法院的監(jiān)督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簡單，這是個很復雜的憲法和法理學問題。當前一些地方發(fā)生的人大常委會將法院未審結的案件調來直接審理的事件，這是違反憲法的。當然，審判獨立并不排斥法院人大通過特定的程序監(jiān)督或彈劾濫用裁判權的法官，但我們不能混淆監(jiān)督與干涉審判獨立之間的關系。

法院和地方政府及人大的這種關系，主要是由憲法設定的基本架構決定的，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的規(guī)定有必要作一定的修改，將“行政機關”改為“國家機關”似乎更加合適。

（二）下級法院獨立于上級法院

現(xiàn)在不少國家機關和事業(yè)單位實行上下級垂直領導，但法院畢竟不是行政機關，不能采用上級命令、下級服從的模式。下級法院和上級法院應僅限于監(jiān)督和被監(jiān)督關系，而且這種監(jiān)督只能通過訴訟程序來實現(xiàn)。實行上下級之間的垂直領導會產生很多問題。目前法院系統(tǒng)流行的一些做法是不符合審判獨立的要求的。如，下級法院攜卷向上級法院請示判決結果，或以請示法律問題為由和上級法院商量裁判結論，以及上級法院命令下級法院如何裁判等等。這些上下級“通氣”、二審法院給一審法院定調子的做法，使下級法院的裁判喪失獨立性，也使一方當事人失去了程序上獲得救濟的權利。因此，盡管審判獨立的關鍵是如何擺脫來自外部壓力的困擾，但為了維護司法公正，應保證下級法院獨立審判，逐步限制下級法院請示的范圍，直至最終取消請示制度。這有利于實現(xiàn)上級法院通過法律程序監(jiān)督下級法院公正審理案件。實行垂直領導，同樣不符合審判獨立的要求。下級法院法官可能受到上級法院的法官或人事部門官員的干涉，為了個人利益屈從于他人意志而無法獨立審判。法院的審判機制可能會從一個泥潭中走出，而走入另一個陷阱。

（三）建立防止地方保護主義的法院體系

地方保護主義是審判獨立的一個重要障礙，筆者認為，審判制度的改革，首先要打破當前法院的設置體系。中國法院的設置基本上是走行政區(qū)劃的路子，這種體系無法擺脫司法和行政的各種關聯(lián)。無論在人事、財政上，還是法官與行政官員之間的個人感情上，都可能產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因此法院的設置應當打破行政區(qū)劃的限制，特別是中級法院可以跨地區(qū)設置。這有利于防止各縣、市的地方保護主義。至于省際之間的利益糾紛，可以在中央設立省際法院及省際上訴法院。這種設想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理由：1.目前經(jīng)濟、民事、行政案件的級別管轄的標準主要是案件的標的額，大部分跨省的案件由當事人一方所在地法院管轄。法院之間管轄權的爭奪十分激烈，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地方的經(jīng)濟利益。到外地打官司往往意味著敗訴。這些案件如果都由最高法院管轄，最高法院將不堪重負。設立省際法院并由其審理省際的糾紛案件，最大好處是可以充分保護標的額較小，而無法上訴至最高法院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2.設立省際法院可以減輕最高法院的負擔。目前最高法院的法官多達數(shù)百人，仍有很多積案。最高法院忙于處理各類案件，無法真正發(fā)揮創(chuàng)制典型判例和司法解釋的作用。

關于法院的體系，當然還可以有很多的設置方案。但核心問題都應是解決法院如何免受利益的誘惑和其他國家權力的影響進行獨立審判的問題。

（四）法官獨立于社會壓力

法官審理一個案件，必然要涉及一定的利害關系。在一般情況下，法官對裁判結果有自由裁量的余地。這種裁量的余地往往是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努力爭取的目標。因此，在很多情況下，法官要受到代表當事人一方觀點的社會群體或個人所施加的壓力。這些群體或個人可能通過舉辦針對具體案件的專家研討會，旁聽審判，給法官寫信、打電話，甚至游行示威等方式，給審理案件的法官施加壓力。在審理一些具有判例性質的案件過程中，還可能面對一些集團施加的壓力。壓力集團不僅存在于政治生活領域，在司法領域同樣存在。這種集團壓力，更可能影響法官的裁判。面對社會壓力，僅要求法官通過道德上的自我約束是不夠的，通過立法改革司法體制、確立法官的崇高地位、保障法官的獨立性是解決司法裁判不受社會壓力影響的關鍵。另外，對新聞媒體進行法律規(guī)范也非常重要。在中國，新聞媒體對司法的干預作用日益明顯，這一方面體現(xiàn)了司法公開化和輿論監(jiān)督的進步，對反對司法腐敗有積極意義。同時，也應認識到新聞媒體畢竟不是法官，不能替代法官。法官因迫于新聞壓力而產生的裁判結論很可能是不公正的。對于新聞媒體的報道，應通過法律予以規(guī)范，其范圍應限定在案件事實上，并不得在法官作出裁判之前予以評論，干涉法官獨立審判。對于已經(jīng)生效的判決，新聞媒體則可以在尊重法院認定的事實的基礎上，從各個角度發(fā)表不同的觀點和意見。這些規(guī)范是必要的，在世界各國的立法中，也體現(xiàn)得十分清楚。

（五）法官獨立地位的保障

審判獨立的根本是法官獨立，法官獨立是保證社會秩序和法律觀念不受偶發(fā)不良傾向影響的重要條件?？v觀世界各國立法，均有保障法官獨立地位的法律規(guī)范。只有進行立法保障，才有可能保證法官不受非法律因素的影響，依法獨立公正審判。多數(shù)國家對法官的任職作區(qū)別于行政公務員任職的規(guī)定，如法官任職往往采用終身制，非經(jīng)立法機關彈劾或法院判決，不得被罷免。終身任職問題在美國立憲時期就有爭論。漢密爾頓認為：“堅定、一貫尊重憲法所授予之權與人權，乃司法所必具的品質，絕非臨時任命的司法人員所能具備。短期任職的法官，不論如何任命和由誰任命，均將在一些方面使其獨立精神受到影響。如任命權在行政，或在立法機關，則使法官有俯首聽命于擁有任命權的某一部門的危險。如由雙方任命，或由人民選出的專門選舉人任命，則可產生法官過于遷就民意，影響其惟以憲法和法律的規(guī)定為準則、執(zhí)法不阿的態(tài)度。”（注：［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lián)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95頁。）漢密爾頓的這一觀點為美國的立憲者所采納。歐美其他國家對法官的任職大多有類似的規(guī)定。法官任職的超然性和中立性，對于法官公正審理案件的重要性為各國所認識。

但是，就中國的現(xiàn)狀而言，并不適合采用法官終身制，因為中國法官的素質和終身制的要求之間的距離太大。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各級官中充斥著各類專業(yè)素質或道德素質低下的法官，若采用法官終身制，將阻滯中國法官結構的更新，并且由于保守勢力以及既得利益群體的存在，使目前已是非改不可的司法體制可能因此而長時間無法得到改變。

法官獨立地位的保障還涉及法官的選任、升遷、誤判的豁免、高薪制及人身安全保障等內容。在這方面，我國司法制度同樣需要進一步改革，通過制度化規(guī)范來激勵法官公正裁判。

中國的法官法是一部很失敗的法律，這種法官制度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法官法最大的失敗是在同一等級的法院中設置不同等級的法官。如在最高法院設置從正科級到副總理級的法官，而且這些法官在名義上都具有裁判案件的權力。這是一種很危險的體制，也很不切合實際。例如，在最高法院，誰都有可能成為行使終審裁判權力的法官，這是非?？膳碌?。正是基于這種顧慮，搞了很多審批的環(huán)節(jié)。但這種層層審批制度，導致嚴重的重復勞動，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同時，也使法官的責任不明確，無法確保司法公正。在同一法院中設置不同等級的法官是和法官獨立的原則相違背的。中國最高法院有幾百位不同等級的法官，這在國際上是一個笑話。

三、關于司法程序

在法學領域，程序的地位隨著各國法制的不斷發(fā)展而得到提高。程序之所以逐步受到重視，是因為人們開始認識到程序的設置和運作對實體權利義務的深刻影響。程序公正總是和通過司法程序而獲得的司法裁判的公正結果相聯(lián)系。因此，在司法程序中，并不適用純粹程序公正的標準，一個被設定為絕對公平的程序規(guī)則，適用于具體案件可能是完全不公正的。因此，司法程序設置的基本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司法實體裁判的公正。當然，這么說，并不否定司法程序本身具有的獨立的價值。特定的司法程序在一定的條件下，決定著特定案件的裁判結果，也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法學家開始研究這一問題。改良司法程序一直是謀求司法公正的核心內容。

中國的司法程序隨著訴訟法的立法和司法解釋的加強，在不斷地取得進步，這對維護司法公正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是，當前司法程序制度仍有以下幾個方面亟待改良。

（一）從職權主義模式向對抗辯論模式轉變

審判模式是和一國的法制傳統(tǒng)分不開的。中國受大陸法系傳統(tǒng)的影響較多，而且解放后長期照搬蘇聯(lián)的模式，中國的審判模式至今仍是較單純的職權主義模式，盡管這種模式近二十年來受到理論界的批評，但在審判實踐中，并沒有很大的改變。在很多情況下，法庭辯論流于形式，不被法官重視，對于裁判的意義并不明顯。這種法官行動活躍主動、律師行動低調被動的司法程序不利于法官作出公正的裁判。當事人對抗辯論模式的優(yōu)點則相對突出。首先，雙方當事人是案件信息的掌握者，高度制度化的辯論過程可以向法官提供最豐富的相關信息。作為事實依據(jù)的提供者若失去提供和表達的質辯機會，很難想象法官如何能依法定案。因此，“沒有這種對抗辯論的方式就沒有公正的審判，這已經(jīng)成為司法者今天所必須達到的一般規(guī)則。”（注：［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23頁。）其次，法官處于中立的第三者的地位來裁決，有助于避免法官因積極收集證據(jù)而產生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對抗辯論的模式現(xiàn)已被歐洲大陸國家職權主義審判模式所吸收。盡管中國在立法上也將辯論作為審判的必經(jīng)程序，但由于傳統(tǒng)模式的深刻影響，以及對抗辯論模式所需要的法治條件不成熟，這一程序并未為法官獲得案件事實的最大化信息提供幫助，從而影響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中國審判模式的改革需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一是法官應當具備通過法庭辯論認定法律事實的能力。因此，審判模式改革的重要前提是法官具備必要的素質，而既有的法官是根本無法達到這種要求的。這似乎是題外話，但的確是問題的關鍵。二是調整辯論和調查的關系?，F(xiàn)在普遍的做法是，在庭審前和庭審中突出調查的重要性，對案件證據(jù)的認識先入為主，裁判的法律事實依據(jù)不是通過當事人的辯論而獲得。這顛倒了司法調查和當事人辯論（包括書面辯論）之間的關系。三是改變裁判和庭審的關系。事實上，法院的大多數(shù)裁判的產生不是基于當事人辯論的結果。裁判中認定的證據(jù)往往是當事人辯論所未涉及的。因此，必須明確“任何證據(jù)未經(jīng)法庭質證不得認證，裁判結論產生于庭審”的規(guī)則。

（二）公開司法裁判過程

審判公開是我國司法裁判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公眾了解和監(jiān)督司法活動的基礎。我國目前的庭審公開只是司法裁判的一部分過程公開。而且由于很多法院不重視庭審的積極作用，在很多情況下，庭審流于形式，沒有發(fā)揮其應有的功能。之所以造成這種結果，是因為司法裁判的核心過程，即法官裁判意見的形成過程沒有公開。在很多國家，法官對于案件的意見，即使是不同的意見，也是公開的，如法官的多數(shù)意見和少數(shù)意見的結論和理由等等。這些意見的公開一方面可以讓更多關心案件裁判結果的人了解裁判的詳盡理由及適用法律的正當性和嚴肅性，另一方面也激勵法官深入研究法律和分析案件，以提高自己在公眾中的威信和地位。當前，我國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的合議神秘化，合而不議，裁判文書簡單化等做法，使司法裁判結論缺乏說服力，從而降低了司法的公正程度。中國司法程序制度改良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如何使當事人及公眾得到有關裁判結論產生過程的信息，從而從豐富的信息中獲得對結論的合理性認識，以信服的心態(tài)接受和認可裁判結論。從另一個角度看，司法裁判過程的公開也是對司法活動進行法制監(jiān)督的一個重要條件。因此，良好的司法程序同時也是司法裁判最大可能接受公眾監(jiān)督的程序。最近，最高法院十分強調審判公開制度的重要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最高法院進行司法體制改革的決心。但要在實質性問題上有所突破，必須對裁判過程的不同意見的公開、裁判結論和認定的法律事實的關系公開等問題作新的規(guī)定。

（三）裁判方式的改革

裁判方式是一個程序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實體的問題。因為裁判方式制約著法官的思維過程，從而影響裁判的結論。我國是一個制定法國家，不承認判例的法律效力。由于傳統(tǒng)裁判模式的深刻影響，法官的裁判文書總是表現(xiàn)為三段論的形式，即，事實、適用的法律條款和結論。這種裁判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法官的思維方式是從眾多的法律規(guī)范中選擇適用于事實的法律條款，通過推理獲得結論。這決定了法官在形式上只限于發(fā)現(xiàn)法律，而非創(chuàng)造法律。這種思維方式曾被哈特（hart）形象地比喻為“高貴的夢”。（注：參見沈宗靈：《現(xiàn)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頁。）因為這種裁判方式假設了一個不存在的前提，即，一個案件裁判的合法結論是唯一的。而事實并非如此，適用于同一事實的法律原則、規(guī)范可以是多樣的。法官分析和解釋之后的法律內涵才是案件適用的“真正法律”。引用的法律條款和被解釋了的法律內容（在我國，這些內容不被說明）是不同的兩個概念。在現(xiàn)代西方的法治國家，機械適用法律的觀念和裁判方式早已不再有市場。公正的理念要求法官通過自身的價值判斷去獲得公正的裁判結論而不是通過絞肉機的方式獲得裁判結論。在我們國家，絕大多數(shù)的裁判文書是不表述證據(jù)的采信過程的，很多裁判文書也只引用法條而不說明法條和裁判結論的關系。這樣的裁判很難讓當事人信服，這種狀況肯定不利于法院的公正形象。裁判的中心是證據(jù)的認定和判決理由，在這一點上，關鍵在于程序的改革，即通過改變裁判方式，要求法官充分說明選擇法律、補充或解釋法律的理由，認定證據(jù)的過程以及不同裁判意見之間比較所獲得的結論的合理性和對當事人及社會的意義，來實現(xiàn)裁判的公正。

基于法官在裁判中的特殊地位，如何激勵法官發(fā)揮裁判的能動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司法裁判文書的內容和邏輯作必要的要求就是一個重要的途徑。這有利于進一步確立司法是適用法而非簡單執(zhí)法的觀念，改變暗箱操作的愚民的思維定式，促進公正司法。

四、關于法官的素質

司法權力無論如何運作，都離不開法官這一操作者。公正的司法裁判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價值判斷。

法官對于司法公正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法官具體裁判個案的公正。智慧、高尚的法官的裁判觀念、方式和令人信服的理由、結論，有時可能因被參照而成為裁判的模范，并可能因此引起憲法和法律觀念的重要變革。美國十九世紀的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marshall）對一些案件的意見，近兩百年來，一直為各國的法學家、法官們所傳頌。他關于法院應具有對議會立法是否違憲的司法審查權的論斷，開辟了美國憲法史和司法史的新紀元。（注：g.edwardwhite，theamericanjudicialtra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1—34.）法官素質的意義并不限于產生一個公正的司法裁判，而是可能產生一個公正的社會。

（一）法官的專業(yè)素質

司法裁判的依據(jù)是法律原則和規(guī)范，法官是否正確理解和運用法律，是公正裁判的重要前提。具有深厚的法學理論基礎、豐富的裁判經(jīng)驗，熟悉法律規(guī)范是法官的主要專業(yè)素質。在大多數(shù)國家，法官往往被尊為在法律和法學領域具有崇高地位和極具智慧的人。正因為司法裁判對于保障公民權利、維護國家秩序、提高社會道德風尚十分重要，才由這些對法律有較強的理解能力和操作能力的人來擔任法官，以確保司法之公正。

關于法官的專業(yè)素質要求，我國法官法有明確的規(guī)定，即必須具備大專以上教育程度。這種要求是基于法官群體素質的基本狀況而設定的，目前，全國法院大約有半數(shù)法官達到這樣的文化要求。這其中有很多法官不是法律專業(yè)畢業(yè)的，正規(guī)法律院校畢業(yè)的更是鳳毛麟角。中國法官的素質之低，在國際上是屈指可數(shù)的。而面對這種法官素質狀況，不少人仍在大聲呼吁加大培訓力度，這實在是一種很令人納悶的觀點。這種所謂的培訓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我們似乎從未聽說世界上哪個國家通過對法官進行培訓而替代法學教育的。筆者認為，要真正解決法官的素質問題，應當采取一下五項措施：一是建立從律師中選拔法官的制度。二是重用法律專業(yè)人才。三是實行法官高薪制。四是確立不同等級法院的法官不同專業(yè)素質要求的標準。五是辭退業(yè)務能力低下的法官。

（二）道德素質

在很多國家，對法官道德素質的要求規(guī)定在憲法里。之所以要強調法官的道德素質，其基本的理由是法律和道德具有一定的統(tǒng)一性，法律的根本是道德理念的上升，公正的法律和公正的道德在國家意志中的體現(xiàn)應當是一致的。因而，符合公正的法律原則和規(guī)范的司法裁判結論往往可以由人的理性判斷而獲得。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法官，才能正確地理解和運用法律。僅要求法官有專業(yè)素質是不夠的，我國臺灣學者史尚寬先生曾對法官之品格有精辟的論述：“雖有完美的保障審判獨立之制度，有徹底的法學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誘，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則反而以其法學知識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為虎附翼，助紂為虐，是以法學修養(yǎng)雖為切要，而品格修養(yǎng)尤為重要”。（注：［臺］史尚寬：《憲法論叢》，榮泰印書館，1973年版，第336頁。）

追求公正，應為每一位法官的行為目標。專業(yè)素質的培養(yǎng)，是法律的公正本質和運用法律維護公正的技術的要求；而道德素質，是作為技術的法律的正當運作的保證。只有具備了高尚道德素質，法官才可能不受外界的暄擾、官僚的干涉、集團的壓力、甚至惡勢力的恐嚇等等的影響，公正的裁判才能產生?？芍^知善者智也，法官當然應為維護社會公正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