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音樂教育在發(fā)展現(xiàn)狀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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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往是人與人之間產生關系的橋梁，而交流與對話是增加雙方關系的緊密紐帶。交往音樂教育理論是由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交往學與音樂教育學相結合的產物。對于交往音樂教育理論的研究，吸引了我國諸多學者對其進行探索與挖掘，并在諸多領域進行理論的實踐應用，進一步對交往音樂教育理論進行不斷的完善與補充。文章將通過對近些年來交往音樂教育在我國的發(fā)展狀況進行梳理和探討，以及交往音樂教育理論發(fā)展趨勢提出自己的拙見。

關鍵詞：交往；音樂教育；交流與溝通；理解與對話

“交往”這一概念最早是由馬克思提出的，對于這一概念的理解相對寬泛。“交往”無時無刻地發(fā)生于人類的日常生活、生產的方方面面，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對于“交往”一詞的理解，也在不斷地深化和拓展。在馬克思的影響下，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提出了交往行為理論，對我國音樂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有了新的動力與生機。

一、交往音樂教育的緣起

1.對“交往”和“交往行為”的解讀

在馬克思對于交往的論述中，最早提出的交往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彼此的交往。而在馬克思與恩格斯隨后的一系列代表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交往”的界定：“指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現(xiàn)實中的個人以及諸如階級、民族、社會集團、國家等共同體之間在物質、精神上互相約束、互相作用、彼此聯(lián)系共同發(fā)展的活動以及其形成的相互關系的統(tǒng)一”①。而在這一界定下，交往對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生產和實踐勞動都緊密相連，各階層、共同體之間也密不可分。那么如何合理地進行交往？這一問題也成為后來學者們研究的重中之重。偉大思想家尤爾根?哈貝馬斯提出“交往行為理論”，并論著《交往行為理論》一書，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盡的闡釋。當我們想要進行一場交往行為時，其目的是我們所要交往的對象，能夠在我們交往的這一段時間內，快速的理解和吸收我們所互相交流的主體內容，并給出對方一定的反饋，這一反饋并不是要講一定的內容，一個眼神或一個面部表情足以說明我們交往的對象對這一交往行為的認識與理解，因此作為交往行為的言說者，需選擇一種可以被我們所要交往的對象能夠理解的一種表述或表達方式，以便我們與聽者相互交往的過程中能夠被互相理解，達成一致的意見。“當雙方認為彼此提出的這些有效性主張是正當?shù)臅r候，交往行為才能不受干擾的地繼續(xù)進行”②這里的有效性主張是哈貝馬斯提出的在交往行為中，我們作為交往雙方所要具備的真實性、真誠性、正當性或正確性。2.對交往音樂教育的解讀交往首先是建立在兩者平等的關系上，在交往行為過程中，倡導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尊重、平等的對話與交流。對于哈貝馬斯來講，交往的目的在于增進彼此雙方的理解，而對于理解的目的在于交流的主體與客體之間達成共識，而最后達成共識的結果就是傳遞了知識。那么對于音樂教育而言，音樂教育者在傳遞知識的這一過程就是一場交往行為，音樂教育者作為言說者與被教育者即學生，是處于平等的關系中。目前，我國有一些學者提出關于學生在課堂中應占據(jù)主導地位，把課堂交給學生對于這一說法，筆者認為教師與學生因身份的不同和在交往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在教學過程中，雙方都應處于主體地位，而對于具體的課堂教學情況，哪一方的主體地位更突出，哪一方就占據(jù)主導。例如：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如果這一節(jié)課是對于音樂基本知識、鑒賞音樂等內容講解時，那么此時在這一場交往行為中，教師是處于主導地位的，對學生進行知識的講解與梳理。如果課堂內容是關于音樂創(chuàng)作等方面時，那么此時學生的主體地位更加突出，教師僅是主體所要匯報的對象。音樂教育不僅是“教”與“學”雙方相互交流溝通的一個過程，同時也是音樂與文化、音樂與人、音樂與自然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一個交往行為。

二、交往音樂教育在我國的實踐理論研究

1.交往理論對我國音樂教育理論研究

交往理論在我國目前運用最具影響力之一的論著，應當是朱玉江于2015年出版的關于《交往音樂教育論》[1]一書，作者從交往的視角來探討了目前我國音樂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對于我國20世紀以來音樂教育的主體性哲學反思和所面臨的困境、交往視角審視音樂教育、音樂教育是一種主體間性對話理解的過程以及從音樂課程觀、交往的音樂課堂教學、音樂教師教育范式的轉型等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的論述，并舉例了音樂課堂教學的個案實踐研究，使讀者對交往音樂教育理論有更深層的理解。關于文獻研究方面，筆者將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展開敘述。管建華教授在其2011年于人民音樂發(fā)表的文章《中國音樂教育的后殖民批判與轉向的文化分析》中提道：“音樂教育正在從技術性的實踐轉向交往性理性的實踐，將哈貝馬斯關于以語言分析為中心的八個方面的議題作為溝通行動理論作為行動理論研究的主要對象，運用到音樂溝通行動中來，并提出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概念，認為中國音樂教育體系也應當以生活世界為基礎，對音樂文化的生活形式進行重新評價，建構新的生態(tài)文明時期的音樂生活世界”[2]。作者通過交往理論回顧中國音樂教育自20世紀以來均以技術性為主要的目標，借鑒西方的音樂教學體系，使中國音樂教育體系主體缺失，被邊緣化。朱玉江教授于2012年在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發(fā)表文章《從交往理論看音樂教育實踐哲學》：“從交往理論的視角審視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認為音樂教育是主體間性的交往實踐活動、音樂教育是對話與理解的過程、音樂教育蘊含于生活世界中”[3]。作者對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看法建立自“主客二分”的基礎上，對音樂教育實踐進行深刻的反思，同時指出交往理論是多元音樂教育發(fā)展的必然。在2013年朱玉江教授于星海音樂學報發(fā)表《基于交往理論的音樂教育》[4]一文，文章對交往的內涵、多元文化中的交往以及交往的音樂教育學意義進行深刻的闡釋。筆者通過中國知網(wǎng)的檢索，關于交往理論在音樂教育中的發(fā)展，就目前能夠檢索到的文獻并沒有很多，在2015年之后，對于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與其他領域相比來說較少。而關于交往音樂教育理論的碩博論文也幾乎沒有，而更多涌現(xiàn)出來的是在音樂教育的實踐過程中對于學生的交往能力、交往行為或交往狀況進行研究的較多。

2.音樂教育實踐中的交往

近十年來，音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于學生學習中交往能力、溝通與交流等方面越來越重視，能夠讓每個學生在進行音樂活動的同時，提升自身綜合能力。而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一些碩士論文中也有集中體現(xiàn)，針對不同視角、不同年齡段的學生在音樂教學活動中交往能力的探究。其中河南師范大學李琛碩士論文《音樂治療對改善兒童交往能力的干預研究——以龍子心智障兒童托管中心為例》[5]是一個典型的音樂對交往能力影響的個案研究：通過作者一年的音樂教育實踐活動，著重培養(yǎng)對智障兒童交往能力的訓練，用音樂來吸引這群特殊的兒童，使他們能夠自主的加入音樂活動，彼此能夠溝通和交流。用音樂的力量來使這些特殊的人群能夠在交往能力和交往行為上得到很大提升的文章不在少數(shù)，類似研究還有武漢音樂學院姜孟昕碩士論文《奧爾夫音樂治療對自閉癥譜系兒童社會交往、情緒和注意力的療效研究》[6]。個案的研究，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教師在音樂教育活動中對學生交往能力的重視，體驗式、互動式的新穎教學使得我國音樂教育事業(yè)更加的開放。同時，音樂教學過程中對幼兒交往能力的培養(yǎng)也占據(jù)了當下研究的熱潮。星海音樂學院羅天駒碩士論文《音樂教學活動中幼兒交往能力培養(yǎng)的實踐研究》[7]：通過對廣州市某幼兒園兩個班進行教學和觀察對幼兒在不同活動課堂中交往能力組成的要素進行分析，得出幼兒的在主動交往和被動交往的行為以及與同伴之間交流，集體意識等都有所提高，對交往理論在幼兒音樂教育中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河南大學張叢碩士論文《音樂對嬰幼兒社會交往能力影響的研究》[8]：從家長的角度出發(fā)，希望家長能夠在嬰幼兒的音樂教育中占據(jù)主要地位，能夠在音樂中去培養(yǎng)孩子的性格和交往能力，為幼兒提供良好的家庭音樂教育氛圍。除此之外，交往理論在大學生的音樂教育活動研究中也炙手可熱，云南師范大學唐珍玲碩士論文《團體音樂療法對大學生人際交往效能感的干預效果》[9]：運用自我效能感理論和音樂治療機制相關理論，來探討團體音樂療法對大學生人際關系的影響以及改善人際交往中的問題。筆者于2019年10月—11月份曾到某高級中學進行音樂教學實習，首次面對面與學生進行教學與課堂交流，收獲頗多，但同時發(fā)現(xiàn)了許多課堂中存在的問題：1.學生對于音樂課堂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在課堂中，許多學生都拿了除音樂課本以外其他學科的書，甚至音樂書并不帶，在課堂中也沒有認真的學習而是低頭做其他學科的作業(yè)，并沒有聽講。2.學生對于音樂課本上的內容并不感興趣，尤其是對于一些傳統(tǒng)音樂。例如，筆者曾在高二的課堂教學中講授《江南絲竹樂》和《醇厚的中原韻》這兩課關于地方性的音樂，收集了許多相關的當?shù)匾魳芬曨l及圖片資料并在課堂中播放給學生欣賞，但并沒有接收到學生的良好反應，導致課堂效率低下。通過這兩個問題，筆者課后首先對自我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次對為什么會產生這些課堂現(xiàn)象進行了分析：1.自我原因：在準備教案以及講課前，對即將面臨的授課對象之前上課情況及心理狀況并沒有進行深入的了解，導致在上課過程中面對這種情況措手不及。2.雙方交流問題：在筆者教學的過程中，幾次出現(xiàn)冷場的現(xiàn)象，究其根本，是與學生之間的溝通相關。關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不單單僅在課堂上與學生進行交流，課前、課后尤其重要，關于交流的內容，也不僅限于書本上的知識，對于學生的生活、興趣愛好等都要有所涉及，以“朋友”平等的身份與之相處，對學生深入了解，那么在課堂應該會收獲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這，僅僅是交往活動中的第一步。由此可見，交往理論不論在音樂教育理論或音樂教育實踐中，交往理論的應用已經基本覆蓋了各年齡階段的音樂教育對象，通過對學生交往能力的培養(yǎng)，增強他們對交往雙方所要表達的內容進行全面的理解，最終使雙方達到一致的共識與目標。

三、關于交往音樂教育的發(fā)展趨勢

1.由知識交往轉向精神交往

就目前來說，在音樂教學活動中，師生之間的交往活動最為常見。學生通過交往活動獲取知識，并將所學內容反饋給教師，教師接收到學生的反饋后，會不斷更新調整自己的教學方案、教學內容，從而完成一個完整的交往行為活動。除此之外，師生還要與音樂之間進行溝通與交流，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象征，豐富著我們的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音樂教育活動中的師生交往以及師生與音樂的交往都是以言語符號作為中介的一種精神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溝通、相互理解的過程。它包括知識的傳授、能力的培養(yǎng)、情感和人格的陶冶，生命內涵的領悟等，通過文化傳承功能將音樂中所蘊含的精神世界轉化為個體的生命精神能量。”[10]因此，音樂教育交往活動更是一場精神交往，豐富著人的精神生活。

2.由被動交往轉向主動交往

21世紀以來，中國音樂主體缺失問題引發(fā)了中國音樂身份認同感的危機，對音樂理解和音樂前瞻性的缺失問題，造成我國音樂文化多樣想理解的缺失，音樂教育處于被動地位，究其根本是交往的缺失。在當前信息快速發(fā)展的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qū)音樂文化激烈碰撞，形成交流與融合的新局面，要求我們在文化交流中，將我們與我們所要交流的對象放置于平等的位置進行對話，互相接納、互相理解，包容差異。文化理解是音樂教育交往中一個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交往雙方在對話的過程中，需仔細“傾聽”，認真“言說”傾聽者和言說者處于同等重要地位，缺少一個或一方做得不夠，那么這個交往活動都將是失敗的。因此，要轉變我們的交往方式，由被動接受轉向為主動接納，而在主動接納的過程中，要與自身的情況相適應，能夠融匯變通。

3.由“理論”交往轉向“實踐”交往

朱玉江認為技術型的音樂教師教育是為了提高學生的技術（如聲樂、器樂、音樂理論等）能力，然而一味地對學生進行技能訓練會導致學生缺乏自我反思、自我實踐的能力。培養(yǎng)學生的反思實踐能力需要以下兩個方面來實現(xiàn)：第一，音樂教師教育中的教師要具備反思能力，這是培養(yǎng)教師教育者反思能力的前提。第二，音樂教師教育“學習共同體”的建構。[11]這個觀點中提到，在對交往音樂教育的建構過程中，要不斷地對交往理論本身進行實踐性的反思，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交往理論。文化的傳承是需要我們每一代人對其進行不同的理解與對話，才能不間斷地傳遞，而對于傳統(tǒng)文化，我們需要有選擇性的、有目的性的進行傳承，而對于其中哪些是對我們具有傳承價值的，是需要我們不斷地在實踐中檢驗。因此對于交往音樂教育，不能僅僅停留于書面的、理論性知識的表達，要經過我們不斷地在個案中、在經驗中反思與實踐。

四、總結

交往理論為音樂教育實踐哲學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以我們的生活世界為具體交往背景，成為我們在音樂教育理論與實踐中必備的條件。交往音樂教育對教師和學生提出了更為嚴格的實踐標準，使師生在建構音樂學習共同體的同時，對自身的反思也尤為重要。文化之間存在著多元性、產異性以及多樣性，在這種復雜的文化環(huán)境下，理解與對話是不同音樂文化之間的傳遞媒介，從而進一步去欣賞不同文化中的音樂。隨著后工業(yè)信息時代的到來，交往理論已經成為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的必然要求，對于我們來說，為應對當前國際文化音樂教育的發(fā)展，需以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以便快速適應國際音樂教育發(fā)展的大趨勢。

作者:劉鈺瀅 單位: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