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歷史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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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政治理念的民主，往往輿政治進步留緊緊地聊系到一起，并成為—種能使人熱血沸騰的象征。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似乎已經(jīng)遺忘，或是根本未曾注意到，西方知識界自法國大革命后的—百多年間，對民主的認識經(jīng)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化。作為自五·四以后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自已的奮斗目標，而又對民主知之甚少的中國知識分子，重溫這一過程，天疑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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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的八十年代是一個今人興奮而又焦慮不安的時期。啟蒙主義運動的影響和美國革命的實踐，似乎向歐洲的知識分子表明，一個他們翹首盼望的以自由民主為標志的新時代即將到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法國大革命的爆發(fā)無異于證實了這個時代的到來，然而它并未給歡呼的知識分子帶來他們向往的一切。不錯，革命的確推翻了一個專制王朝，但它也同時帶來了社會的動蕩、血腥的屠殺和前所未有的集權與專制。一個十分今人震驚的現(xiàn)象是，一大批狂熱追求自己理想的法國知識分子，卻把自己送上了革命的斷頭臺。這種任何智者在事先都不曾預見的歷史現(xiàn)象，理所當然地在知識分子當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并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由支持革命變成了反對革命。

對法國大革命的總體評價至今仍是學術界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但對法國大革命反思乃至攻擊所產生的思想成果，卻是無人能夠否認的。毋庸諱言，這是一股保守主義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有邁斯特爾、博納爾及著名的埃德蒙．伯克等人。隨著時光的流逝，其他人的言論己逐漸被人們淡忘，只有伯克的觀點成為現(xiàn)代西方思想的主要財富之一。

伯克認為：“法國革命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所發(fā)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今人震驚的事。”雖然他支持北美獨立戰(zhàn)爭，譴責英國在印度的暴行，但卻不喜歡革命，因為法國革命破壞了他所了解的關于人類本性和政治的常識。在年出版的《法國革命感想錄》中，他闡述了他的政治學觀點。他十分尖刻地指出，啟蒙運動通過其對人的簡單抽象的概念，建立一個完美無缺的社會秩序的烏托邦式的要求，最終把法國引向了一場災難。它把人類的虛妄稱為理智，把人類一些最重要的歷史智慧，如宗教、傳統(tǒng)及人與人之間的具體聯(lián)系通通拋棄，而代之以人權之類的抽象口號，結果導致了不信上帝的人們互相屠殺。由此，伯克在很簡單地回答了當時困惑著人們的一個普遍的問題：即一大群本是追求光明與理想的人們?yōu)槭裁磿谵D瞬之間變得如此冷酷無情？

伯克的答案是，因為他們拋交了傳統(tǒng)，拋弈了人類世代集體智慧的結晶，他說：“你們將看到，從《大憲章》到權利宣言，我國政制的一貫政策是提倡和維護我們的自由權，把它們看我作我們祖先給我們傳下來的并將由我們傳給后代的遺產，把它們看作特別屬于這個王國的人民的財產，而不必以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優(yōu)先的權利為依據(jù)。由于這個緣故，我國的政制雖然在其各個部分之間有著非常巨大的差別，但它卻保持著協(xié)調一致?！拔艺J為這種政策是深思熱慮的結果；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是順乎自然的美妙的結果，因為自然是不需要思索而又超越思索之上的智慧。革新的精神一般是自私心理和狹隘見識的產物。……”（i）也許，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用繼承的眼光來看待我們的自由”。人類的權利不是來自學者們形而上學的假設，而是來自傳統(tǒng)與經(jīng)驗。而這一點，恰恰是啟蒙學者們所忽視的。

伯克認為，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的革命者，他們都拋棄了傳統(tǒng)，認為這不過是一堆破舊的廢物，因此，他們毫無顧忌地在傳統(tǒng)的基礎下埋設一個即將爆炸的地雷。在一次巨大的爆炸中，所有人類獲致的東西，所有的先例，所有的憲章，所有的議會法令，都會化為灰燼。他們有“人權”，反對者肯定是瞎眼的；他們不承認調和與妥協(xié)，任何與他們的全面要求有所保留的事物，對他們而言那是丑惡與非正義的。結果只能是摧毀一切，他們的人權沒有留下政府來保證其行政持續(xù)性的安全、正義和仁慈……”伯克由此指出，啟蒙運動最大的虛妄在于對民主的幻想，事實上，民主已由法國革命的事實證明，它必然導致暴政，結果是對社會的毀滅。

伯克認為，政府是人類智慧為了滿足人需要而建立的一種聰明的設置，這種設置不僅要滿足人類的需要，而且必須控制群眾瘋狂的熱情以及他們的意愿。要做到這一點，顯然只能通過群眾自身之外的權力機構才行，靠民主來解決這一問題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人們應該意識到，他們對自己意愿的約束，對自由的控制，并不是社會對他們的壓制，而是他們自己享受的權利。人們形成現(xiàn)存的政治社會并不是先知的設計，而是經(jīng)驗、歷史與宗教的產物。換言之，人首先是宗教的產物，其次是歷史的產物，空洞的自由民主只能是學者的想象，只能導致混亂而并無實質性的幫助。因此，伯克堅決反對“民眾的意愿就是對的”這一假設前提，他認為這只是一種推卸政治責任的方法。如他當選，他將會按照自己的判斷對國家的利益負責，而不管這些看法是否同選民的意愿一致。他指出，議員并不是以選民為師去向他們學習法律和政治的。他還以雄辯的方式證明，任何嚴肅的政治家，必定具有他認為什么才是正確的政策的想法，公開宣布他的想法，由此而尋求實施其政策的手段。法國大革命的實踐，使伯克懷疑一切理性和形而上學的論斷，乃至對單憑理性的決斷產生了某種恐慌感。他擔心完全置于個人理智審度下的社會生活，因為每個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多數(shù)人的理性之和也未必一定正確，而這恰好是民主的基礎，如果多人的判斷失誤，所造成的災難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由此可見，伯克極力反對民主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性不完備的基礎之上的。因此，他既不反對人權，也不反對社會變革，只是反對那種按多數(shù)人的狂熱決定辦事的危險傾向，希望在繼承人類作為一個類別在世世代代積累下的智慧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有秩序的有等級的寬容的社會。

伯克特別討厭那些一刻不停，跳來跳去的政治社會發(fā)明家，他們毫無耐心去思考或尋找他們祖先的智慧，就急急忙忙地試圖按照他們的發(fā)明把整個社會推倒重建，似乎人類誕生以來，只有他們才是第一個會思考的人。正因為他努力地捍衛(wèi)傳統(tǒng)來對抗抽象的人權和民主，他曾被形容成為“權威的衛(wèi)士”，也正因為如此，盡管伯克的思想是深刻的，但從總體上看，他卻是在與那個時代的潮流作對。正如阿克頓勛爵后來承認的，革命“教會人民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看作是衡量自己權利的最高標準?！雹艹酥?，很多知識分子雖然認為伯克的話有道理，但仍然希望，革命能在摧毀舊的一切后，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個美好的政府與社會。這是一種純潔的，可以理解的想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在此之前并未體驗過真正的大眾民主，也很難完全相信民主就是法國式的鮮血與恐怖。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奮斗，創(chuàng)造一個真正理想的民主共和國，這成為年，尤其年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礎。

（二）

年的法國革命實質上是由共和黨人，即巴黎革命的工人、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核心部分所發(fā)動的。革命的結局是建立了以奧爾良公爵為國王的七月王朝，受益者則是銀行家、商人和新崛起的工業(yè)家。對于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而言，這場革命對于他們的理想只不過是再一次的夢幻而已。于是，他們繼續(xù)為努力建設一個理想的民主共和國而奮斗，這種努力的一個歷史性成果，便是年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絕不會是單一因素的產物，年法國革命當然也不會例外。然而，法的知識分子為革命添加了至關重要的燃料——為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卻是無人能夠否認的。年的革命能夠迅速取得勝利，與這種思想準備顯然有著密切的關系。然而，歷史似乎又跟爭取民主的知識分子開了一個玩笑。因為，這次法蘭西共和國不是被反動階級的武力摧毀，而是被其自身創(chuàng)建的民主選舉制度摧毀的。在年輕的共和國實行普選后，占選民大多數(shù)的農民投了路易·波拿巴的票。而波拿巴當選后，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把大權完全抓到自己手中，實行了軍事獨裁，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帝國。民主的理想被民主的制度所摧毀，這對充滿熱情、高呼口號的知識分子無異于當頭一棒。整個歐洲知識界都發(fā)現(xiàn)了一個悲哀的現(xiàn)實：他們有太多的白日夢和模糊的公式，而太少慎密的思考了。于是，人們便自然地回憶起伯克那令人不太愉快的忠告，并再次對民主本身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這一次，歐洲知識界出現(xiàn)了兩位思想巨匠，那就是托克維爾和穆勒。

在年至年的兩次革命之間，托克維爾就已去過美國，他考察了美國的民主實踐，思考著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即民主這種似乎不可阻擋的洪流，如何才能與自由和歐洲的傳統(tǒng)文明協(xié)調起來。野蠻的群眾暴動是否會摧毀文化？是否會導致新的暴政？托克維爾用一種實證考察方式得出了如下兩點至為重要的結論：“要想在自由中尋找別的什么東西的人，生來就是侍候人的?！薄巴{民主制度生存的兩個主要危險，是立法權完全屈從于選舉團的意見及立法權集中了政府的其他全部權力?！蓖锌司S爾是第一個指出民主可能成為多數(shù)人暴政的人。他認為，任何民主制度都會導致中央集權，因而會導致某種專制制度，有蛻化為個人專制的危險；即使用三權分立來制止個人獨裁，也無法制止多數(shù)人的暴政。因為任何民主制度的假設前提都是，多數(shù)派總是對的，少數(shù)派因而幾乎無法保證自己的自由不被多數(shù)派所剝奪。不幸的是，法國年革命的結局似乎證實了托克維爾的預見，而穆勒在此基礎上的繼續(xù)探索使人們對問題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深化。

也許法國革命民主進程的悲劇性結局給穆勒的最大啟示是讓他認清了一個簡單的社會學現(xiàn)象：在社會的人口構成中，知識分子永遠是少數(shù)。因此，當知識分子將辛苦奮斗爭得來的普選權交與民眾時，無異于將自己的命運交由了他人擺布。如果說君主專制下，個人的冤屈還可通過種種方式如司法、公共輿論等可望昭雪的話（因為即使是君主的權力也不可能不受到某些制約），那么，在多數(shù)人的專制下，少數(shù)人的冤屈幾乎無處可伸，因為這是以一種完全合法的形式強加于人的。這是一種令人恐怖的前景，穆勒因之在他著名的《論自由》一書中，對民主與個人自由的關系進行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刻探討。

穆勒對自由關注的最大特點在于，他并不僅僅局限于古典自由主義關心的政府權威與個人之間的平衡，而更關心一種不易覺察的對個人自由的侵蝕。這種危險是自法國大革命就開始出現(xiàn)，然而卻一直未引起學者們真正從學理角度進行研究的一個領域（雖然伯克和托克維爾對此也很焦慮），那就是由人口構成的多數(shù)可以以社會和公共輿論的名義壓制和剝奪少數(shù)人的自由（我們今天將之稱為社會對于個人的壓制），因為這是一種強制性的一致，因而比暴君的統(tǒng)治更可怕，因為它不僅在行動上而且在思想和言論方面也強求一致。換言之，公民自由與社會自由發(fā)生了巨大的沖突。而自由精神，其載體是單個的人，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穆勒認為，人類歷史上有三個自由精神活耀的時期，第一是宗教改革時期，第二是十八世紀后半葉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第三是十八世紀后半葉德國思想解放時期。這三個時期的共同特點是沖破了一切精神伽鎖，獲得了精神的解放與自由。正是這種精神的自由，推動了歐洲文明的發(fā)展。”當今的世界，不是個人自由太多，而是社會控制對個人自由形成的威脅?，F(xiàn)在人們巳不再問，“我選擇什么？”、“什么合乎我的性格和氣質？”人們的心靈已“趨向于合乎習俗”、“人性枯萎了?！币虼四吕罩厣晁袚@一歷史使命，“再度力主自由精神?！迸c此同時，穆勒按自己的意思解釋了社會自由。這就是在不妨礙或損害他人條件下的個性自由。在社會生活中，個人自由必須有一個界限，這個界限就是不使自己成為他人的障礙。但如果一個人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不妨礙他人，那么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斷行動，同樣也不應受到妨礙。

因而，在穆勒這里，自由已不再是與哲學上必然性相對的自由，而是實實在在的行為準則。它包括兩條基本的原則：①個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他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社會或他人對此不得妨礙；②只有當個人的行為危及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時，社會與他人的干涉才是正當?shù)?。這實際就是穆勒提出的調整個人自由與社會控制二者關系的準則，也即是個人自主權利的原則。按此原則，穆勒認為，“生活應當有多種不同的試驗”，對于各式各樣的性格，只要對他人沒有損害就應當給予自由發(fā)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價值，應該給予實跆的證明。這種“個性的自由發(fā)展乃是社會福祉的首要因素之一”。

穆勒的思想標志著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知識分子對民主認識的一次重大轉折。如果說伯克對民主的恐懼還主要是出于直覺和經(jīng)驗的判斷，而穆勒則將這種判斷的前提置于理性的基礎之上。由于穆勒的努力，人們對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極大地深化了。如果說在此之前人們所指的民主要是指遵照多數(shù)人的意愿行事，那么，現(xiàn)在人們則意識到，一個理想的政府，主要就是應該幫助或至少不妨礙個人的自由發(fā)展。國家應當采取的措施是防止對個人自由的侵犯，而不是簡單按多數(shù)人的表決行事。人們第一次意識到，民主在尊重多數(shù)的同時，必須保護少數(shù)的權利。這不是因為社會的精英與知識分子永遠處于少數(shù)，而且具體到每一個人，在具體的問題上也隨時有從多數(shù)轉變?yōu)樯贁?shù)的可能。也許，穆勒思想最重要的貢獻就在于提醒人們注意，一些屬于個人權利范疇的自由，無論通過何種方式，無論是君主的專斷還是多數(shù)人的表決，卻是不應當被剝奪的。

（三）

雖然穆勒的思想是精辟的，然而在實踐中問題卻遠未得到解決。隨著德意志的統(tǒng)一．歐洲各民族國家要求民主與獨立的潮流勢不可擋，英國本身的選舉權也在不斷地擴大，在大眾民主不可阻擋的勢頭下，怎樣才能使之合乎理性的規(guī)范，并確保文化層次較低的多數(shù)不至傷害文化層次較高的少數(shù)，成為令知識精英們頭痛的問題。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達爾命發(fā)生了。這場革命極大地改變了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并在某種程度是預示出一條擺脫困境的道路。

達爾文的進化論今天已為世人所熟知，然而他并不是首先提出進化論的人，不少學者早在他之前已提出了進化的觀點。達爾文的主要貢獻在于，①他提供了大量證據(jù)證實了物種的多樣性與復雜性；②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理論并證實了它。這后來往往被簡化為“自然選擇，適者生存”。達爾文是一個自然科學家，他自己也未曾料想到，他的觀點會極大地改變人們整個的思維方式乃至價值觀念。在此之前人類文明的一切產物，無論是知識、政治制度，還是正義原則等，都在新的生存原則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因為這些東西說到底不過是生存的工具而已。人類的一切崇高原則，民主也罷，自由也罷，乃至真理，都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都只不過是進化選擇的要素而已。這世界上從此再沒有什么道理可講，誰的牙齒鋒利，爪子有力，誰就應該主宰一切，這就是新的法則：叢林法則。而民主在這種原則下，未免顯得可笑了：因為獅子要吃掉兔子，并不需要與它們商量或是征得他的同意。對“強權”或“英維”的頌揚聲開始高漲。德國首相俾斯麥或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他那句眾所周知的話：“當前的種種重大問題不是依靠演說和多數(shù)票所能解決的，”不僅顯示了普魯士用武力統(tǒng)一全德的決心，而且明顯地表明了一種新的思想發(fā)展趨向。這種趨向就是知識分子對民主發(fā)展日益感到焦慮，他們不是希望對民主原則進行修正就是干脆反對民主。

很多人開始認為，將民主簡單地視為一種群眾原則和人數(shù)原則，并不是一種理想的狀態(tài)，因為它既可很容易地轉變?yōu)闊o政府狀態(tài)，又可轉變?yōu)樾碌莫毑?，甚至還可使人喪失一切道德水準，變成唯利是圖的拜金主義者。于是，柏拉圖對民主的攻擊再次不斷受到知識界的歡迎，人們在各種刊物上可以不斷看到對民主的這樣的評論：“群眾是一種謊言”，“民主是一種腐敗的形式，”就連后來成為法國總理的克里孟梭也承認，“假如說我是民主派的話，也是沒有熱情的?！睂⒍皇谴蟊姷捻灀P重新成為知識分子的主題，而對民主公開表示敵意的第一個典型人物是尼采。他毫不掩飾地指出，大眾統(tǒng)治是將文化降低到大眾水準的一種精神墜落形式，民主是一種典型的現(xiàn)代病，只有通過由超人掌舵的國家才可以治好。超人通過強大而無情的手段，驅使群眾朝著有價值的方向前進。

與傳統(tǒng)的民主觀念相反，尼采認為，“少數(shù)人永遠是對的?！彼鶕?jù)進化論毫不客氣地指出，“在動植物界中，凡進步都只靠著更高級的個別范型，這種范型為數(shù)稀少，卻很堅強，復雜而有生產能力?！币虼耍祟惿鐣哪繕瞬皇侨プ非笫裁疵裰?，而是“應該不斷地勤勞地產生特立獨行的偉大人物，除此之外，就沒有什么別的可做了”。一句話，民主是將杰出人物拉至一般群眾的水平，是一種社會的倒退，是不符合進化原則的，只有靠偉大的超人和杰出的人物，才能推動歷史前進。自尼采之后，歐洲學術界出現(xiàn)了一股異常強大而持久的精英思潮，其代表人物從不同的角度徹底否定了民主原則。

第一位應該是喬治·索雷爾，他對馬克思與尼采都十分欣賞。從本質上講，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仇恨國家和強制，不贊成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也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但他贊成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旗號下，由一小撮革命的精英集團用暴力橫掃資產階級文明。他對工人階級充滿了幻想，認為他們是支未受污染、具有英雄氣質而能無情地沖擊腐敗舊秩序的力量。這里，我們可以感覺到尼采原始生命沖動力的影子。索雷爾認為，文明必須信仰某種東西，而在資產階級統(tǒng)治下的現(xiàn)代歐洲文明，卻使人們喪失了這種信仰的能力，只有無產階級尚未被污染，因為他們至少還信仰革命。

列寧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他認為，無產階級代表著歷史的意志，但僅僅是潛在的，它必須由馬克思主義的先鋒隊（精英的另一種形式）改造和組織起來。先鋒隊必須將先進的思想“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因為無產階級自身并不能自發(fā)地產生先進的科學思想——馬克思主義。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是存在的，但必須通過這個機敏的精英集團去發(fā)現(xiàn)，去理解。歷史并不創(chuàng)造自身，它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必須即時舉行革命。被精英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有極高的效率和堅強的意志，能夠領導這種革命并開拓社會主義的新紀元。列寧堅決反對西歐社會人通過議會斗爭獲取勝利的做法，認為他們已經(jīng)被資產階級的民主腐蝕了。不是通過民主的方式，而是通過計劃周密的革命，無產階級才能完成自已的使命。

當列寧和索雷爾從革命的意義上否定了民主的價值時，另一批學者則從其他的角度在做同一件事。作為一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承認政治非理性方面的重要性并將其作為自己研究的主要領域。他對社會與國家的歷史發(fā)展以及政治領導的形式十分關注，并提出了著名的合理化原則。他的合理化合義是指事物發(fā)展的一般趨勢朝著組織化和有秩序、有規(guī)則的發(fā)展過程，并認為這是一種人類歷史的普遍原則。無論從何種浪漫主義或神秘的形式開始，這些事物最終會成為一種穩(wěn)定的例行過程。例如，音樂從一種藝術成為一種科學，政府則成為官僚機構。在這一過程中，自發(fā)的沖動消失了，人們不再抱有幻想，老練的專家取代了自由的精神，于是，現(xiàn)代社會便喪失了它最偉大的靈魂，產生出一大群公務員式的小人物而不是英雄，與此同時，效率獲勝了。但是，權威的組織化與官僚化也有其限度，它不能應付緊急情況，只有在穩(wěn)定時期才能協(xié)調地工作。在危機時刻，我們則需要一種完全相反的領導，韋伯將其稱之卡里斯馬，偉大的人物出現(xiàn)了，通過他的個人魅力和天才指揮人們渡過歷史的難關。而當危機過去，卡里斯馬的創(chuàng)造性又逐漸被制度化，最后成為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事實上，我們恪守的習慣與傳統(tǒng)都是昨日非凡人物的創(chuàng)造，而我們自己卻不知不覺喪失了這種創(chuàng)造的精神。

韋伯的結論是十分明顯的，是英雄和杰出人物，而不是平庸的大眾在創(chuàng)造歷史。因此，他實際上是從社會學與合理化的角度，證實了尼采超人思想的“合理性”。在尼采與韋伯的基礎上，正式提出精英理論的是莫斯卡與帕雷托。與韋伯等人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們不僅重視對社會學的微觀研究，而且特別強調統(tǒng)治精英的作用。自近代初期，就有不少知識分子期望，隨著民主的到來，社會將由“人民”進行統(tǒng)治。但帕雷托與莫斯卡卻指出，選舉出來的精英與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者也許根本就沒有什么兩樣。政府只能是適合小部分人工作的機構，而且永遠有一種向獨裁和寡頭發(fā)展的趨向。只有統(tǒng)治階級內部發(fā)生的紛爭，才是人民自由的唯一可靠來源。帕雷托認為，一個社會總是分為兩類人，一類為狐貍型，狡詐、大膽、機敏、迷戀于創(chuàng)新。另一類為獅子型，踏實、保守、尊重傳統(tǒng)，喜歡靠實力而不是靠機敏辦事。兩類人都可能上升，當代表對制度和思想進行創(chuàng)新和重組的基質占優(yōu)勢時，狐貍型的人上升，成為統(tǒng)治者；當代表崇拜、捍衛(wèi)現(xiàn)存秩序沖動的“保持群體的基質”占優(yōu)勢時，就會把獅子型的人推上臺。而一個社會最理想的狀態(tài)則是在兩類人物之間保持一種平衡。此外，也可從另一角度將社會分為兩類人，即杰出分子與非杰出分子。杰出分子又分為執(zhí)政型與非執(zhí)政型，非執(zhí)政型杰出分子即指各行業(yè)中上升到頂端的成功者。因此，既有律師和工程師中的杰出分子，也有小偷和妓女中的杰出分子。引人注目的是，帕雷托完全用一種動態(tài)的觀點來分析這一現(xiàn)象，他認為，這些杰出分子不是固定不變，而是不斷循環(huán)，每個社會都是個人不間斷地從下層上升到上層，因此，每個杰出分子最后都會歸于消滅。這樣，他就提出了他的一個著名論斷：“歷史是貴族社會的墳地”。凡是想阻止杰出分子循環(huán)的社會都會停滯和凝固，最后不可避免地毀滅。帕雷托相信杰出分子的循環(huán)同人們積累財富的容易程度成正比，因此，一個自由企業(yè)的資本主義制度最有利于社會的福利。

當然，帕雷托最關心的仍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杰出分子，不論如何流動，始終有一部分杰出分子處于執(zhí)政地位，他們的行為對社會至關重要。所有的執(zhí)政集團都兼用武力和承諾來進行統(tǒng)治，但武力應占首位。他認為，當一個統(tǒng)治集團不能用強制來進行統(tǒng)治時，它就應被推翻，由另一個愿意用武力來統(tǒng)治的集團取代。這個新階級不僅推翻了舊的杰出集團，而且還從肉體上消滅掉其中的一部分，這是執(zhí)行一件有益的公務，為社會去掉一塊腐肉。因此，帕雷托認為在某種悄況下使用暴力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正常的。帕雷托在反對迷信、虛偽和成見以及提倡社會科學的客觀態(tài)度上都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然而，他與莫斯卡卻不約而同地反對民主制度，強調政治行為屬于非理性的性質，都認為智力活動是由少數(shù)杰出人物壟斷的。帕雷托與莫斯卡的看法絕不是孤立的。

在二十世紀初，他們表達了一代“文化失望”的知識分子的心聲：他們都對民主感到失望，譴責新的大眾野蠻主義的入侵。于是，認為社會就是應該不平等，上等人就是應該統(tǒng)治下等人的呼聲日趨高漲。而米歇爾斯的“政治寡頭鐵律”的出籠，則標志著這種思潮發(fā)展到丁一個新的高峰。米歇爾斯是韋伯與帕累托的朋友，他認為他最偉大的貢獻是發(fā)現(xiàn)了“政治寡頭鐵律”。他宣稱這是“歷史鐵律中的一種，這一鐵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會和這些社會中最先進的政黨都沒有能夠逃避的”。構成鐵律的基本因素是組織的成分。在近代社會中，沒有任何運動不通過組織而能成功，而組織實際就是“政治寡頭”的化名詞。由于運動的擴大組織也相應膨脹，必然要委托一個內層官員和領袖擔當起越來越多的職能，而普通成員則逐漸喪失了他們直接選舉和控制官員的機遇。結果這些官員獲得越來越大的權力和行動自由，可以獲得意想不到的新利益和特權，于是他們擁抱自已的既得利益決不放手，而組織最初的宗旨完全被拋到一邊去了。這在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運動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群眾的素質。米歇爾斯認為人類的大多數(shù)是遲鈍、冷漠、有劣根性的，他們需要領導．甚至愿意舔壓迫者的靴子，領袖們很容易利用這些特性來使自己繼續(xù)當政。他們可以通過漂亮的講演來煽動群眾擁護自已的激情，也可以裝作受迫害來博取群眾的同情，還可貪天之功裝作頂天立地的英雄來征服群眾。由于這些因素在加強寡頭政治的力量，社會改良運動的進程幾乎變成一種諷刺。國家除了是一個少數(shù)集合的組織而外，絕不能是任何別的束西。改革家們可以為社會改良的崇高綱領而奮斗，但遠在他們達到目的地以前，一切領導集團所共有的罪惡將襲擊他們并把他們征服。于是，米歇爾斯得出了他的一個著名論斷：社會主義者可能勝利，但社會主義絕不可能獲得勝利，因為，社會主義“將在它的皈依者取得勝利的瞬間歸于湮滅”。革命確實在發(fā)生，暴君也常被趕下臺去，但新的專制又接踵而至。于是，理想主義者往往會失望，因為世界無情的運轉似乎總在毀滅人類的夢想。寡頭、精英、超人、先鋒隊，以及創(chuàng)造性的少數(shù)，在年前的歐洲政治分析中成為常用的術語，對暴力和強權的崇拜成為新的時尚。這的確有點奇怪，因為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知識分子渴望的民主進程當時正在大部分西歐國家節(jié)節(jié)推進。當勝利的曙光初露時，知識分子反而表現(xiàn)出了前所未有的絕望心情，米歇爾斯的“政治寡頭鐵律”最集中地表達了這一點。

而當大戰(zhàn)爆發(fā)，在戰(zhàn)爭中生存下來的知識分子又后悔反對了民主，因為在戰(zhàn)爭結束期間，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時摧毀了民主，并產生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政治制度。以至米歇爾斯在比較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后，也不得不承認，“我們應該選擇民主制度，因為它是所有惡魔中邪惡最少的一個。”

對歐洲知識界對民主認識這一曲折歷程的反恩，我們也許不難得到這樣一些有益的啟示：

①自由相對民主而言，屬層次更高的范疇。從這種意義上講，民主是一種獲取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終日的。正因如此，在某些能保證人們社會與經(jīng)濟自由的國家與地區(qū)，盡管長時期沒有民主，社會卻照樣可以發(fā)展得繁榮昌盛，香港就是這樣一個“無民主有自由”的顯著例子。

②自由，從個人享有的角度看，只要它不觸及他人的利益，就是無限的，而民主卻是有限的。這有兩層含義：其一，只要個人參與了某種民主程序，他就得按秩序行事并遵守這種程序所做出的決定，換言之，他的自由受到了約束；其二、正因如此，對民主應該進人的領域必須進行限制。在一些完全和本來就屬于個人的范疇的事，決不能讓民主“侵犯”。例如，個人的隱私權，無論是通過專制還是“民主”的方式，都不得予以侵犯。

③民主不是一種絕對理想的制度，要避免民主的弊病，最重要的措施也許是從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幫助大眾“脫貧”，使他們不致用手中的民主權利去交換別的什么東西。從這個角度上講，民主是一種“富有”的產物而非貧困的結果。在貧窮的基礎上，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往往是畸型和不能持久的。富裕不會自動產生民主制度，但它卻經(jīng)受得起實現(xiàn)民主的“折騰”，支付得起實現(xiàn)民主的代價。如果說經(jīng)濟發(fā)展與政治民主是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不可避免的過程，那么，前者顯然應置于更優(yōu)先的地位。“窮折騰”誤國誤民，己為中國年以來的歷史所證明。

④實現(xiàn)民主是一個與傳統(tǒng)契合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具有傳統(tǒng)文化載體與新文化開創(chuàng)者兩重身份的知識分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代表人物的價值觀念和理論導向某種程度上決定著民主進程的命運。民主從本質上講，仍然是一種“精英”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民眾”思想。

西方知識分子百年前對民主的這一場曲折的認識，反映出知識分子自身的一種兩難處境：那就是他們既不愿放棄對作為一種理想的民主的追求，又不愿放弈自己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精英的責任：即要教化民眾、領導民眾、使民眾按照自己設計的理想道路前進，而不是真正心甘情愿地跟在群眾后面，按大多數(shù)人的表決行事。這兩種角色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當一些知識分子不能扮演好的民主斗士的角色時，往往會很容易地轉變?yōu)楸┚凸杨^的擁護者。面對具有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tǒng)的中央大國，對于一向具有深沉的歷史與社會責任感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如何擺脫這種雙重角色的困境，決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難題。

【注釋】①EdmundBurke：works（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Vol．III，pp．-．②Ibid，pp．-．③RaymondWilliams：Culture&Society：一（NewYork，）pp．．④RolandN．Stromberg：EuropeanIntelIectualHistorySincel（NewYork．）p．．⑤特引自雷蒙．阿隆《社會學主要思潮》，上海譯文出版杜年版，第頁，第頁。⑥StephenPriest：theBritishEmpiricists（GreatBritain，）pp.．⑦穆勒：《論自由》，商務印書館年版，第頁。⑧同上書，第頁。⑨陳曉律，邵建東：《德國新史》，香港開明書店年版，第頁。⑩RolandN．Stromberg，Ibid，P．．《》《尼采全集》第一卷，第頁，轉引自周國平《尼未：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⑾參閱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秴㈤啠篛ttOStammer：MArxweberSociologyToday（NewYork，）PartII，MarxWeberandPowerPolitics．⑿愛．參．伯恩斯《當代世界政治理論》，商務印書館年版，第-頁。⒀同上書，第頁。⒁RolandN．Stromberg，lbid，pp．-．

本文關鍵詞：民主歷史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