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迷思和國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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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等是現代化的主要價值準則之一，但平等卻從來沒有一個準確的含義。就現實而言，人們更多地把平等區(qū)分為體現差別性原則的機會平等與體現補償性原則的結果平等?，F代資本主義興起以來，兩大平等原則開始了長期的較量并在現實中得到了實踐和檢驗。平等的悖論體現在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平等的普遍性規(guī)范原則與差異性矯治政策的深刻矛盾之中。當前，我國平等問題的實質是人們對現實存在的種種不公具有強烈的不滿。要健康有序地深化改革，必須予基本的社會平等以制度化建構。權利或機會的平等在眼下的中國仍然是緊迫的和首要的，當然，結果的不平等也必須限制在一定的幅度內。

關鍵詞：機會平等；結果平等；制度建設；改革深化

一、平等的較量：機會平等Vs結果平等

平等是現代化的主要價值準則之一，但平等卻從來沒有一個準確的含義。有基督新教意義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現代法治和人權意義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經濟理性意義上的市場面前人人平等，有自我實現意義上的機會面前人人平等，有現代公民意義上的權利面前人人平等，有民粹主義意義上的財富與收入面前人人平等，有烏托邦意義上的人人絕對平均和一切平等，還有共產主義意義上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然而，就現實而言，人們更多地把平等區(qū)分為體現差別性原則的機會平等與體現補償性原則的結果平等。這樣，法律、市場、權利、教育、醫(yī)療健康、就業(yè)、各種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平等，就被劃為機會或起點的平等，而收入、財富、地位、權威、各種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平等，則視為結果平等。長期以來，人們對結果平等有一種“樸素”的期待和迷戀，“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其自發(fā)意識的基本表達。在中國，或者說在前現代的主要農業(yè)國家，經過無數世代的以農民暴動為杠桿的財富集中與擴散機制的不斷強化，已經沉積為一種深層的文化傳統。又由于市場革命和工業(yè)革命帶來的社會大分工造資本主義社會長期兩極分化，社會保障制度和各種福利制度的健全主要是在20世紀后半期才得到普遍重視，這使得人們傾向于認為，結果平等是一種社會主義道德，而機會平等是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的道德。所謂“社會正義”或“社會公平”，指的不應當是社會經濟競賽開始時的平等（機會平等），而是競賽結束時的平等（結果平等）。機會平等的原則即使最充分地得到實現，也只會在每一代人中重新產生不平等。

在開放競爭型的現代社會里，人的自然差距（體力、才智等）和社會差距（出身、財產、教育水平等）都可能產生嚴重的不平等。羅爾斯認為，自然能力發(fā)展的程度和達到成熟不得不受到各種社會條件和階級態(tài)度所影響。消滅自然和社會條件方面的差異是不可能的，因而機會平等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結果的平等，即基本社會福利或價值分配方面的平等。表現為機會平等的差別原則并不要求抹平社會差異，而是期望所有人都在同樣的競賽中處在平等的基礎上。體現為結果平等的補償原則則認為，出身和天賦的不平等是不當得利，為了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機會，社會必須更多地把資源花在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羅爾斯強調，沒有理由認為收入和財富分配不能由歷史和社會條件來決定，但可以由自然屬性的分配來決定。誰也不能理應享有更大的自然能力或在社會上更有利的出發(fā)點。如果某些人有所得，處于不利地位的人也應該有所得，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所得應當更多一些。社會秩序不是去確立和保全境況好的人們具有更動人的前景，除非這樣做也有利于運氣差的人們。羅爾斯主張結果的平等，即社會福利的平等，他甚至把各種機會也看作是社會福利。他認為，一切社會的基本福利：自由和機會，權利和義務，收入和財富，以及自尊的基礎，應加以平等分配，除非這些福利的一部分或全部的不平等分配有利于受惠最少的人們。雖然羅爾斯認為，機會的平等僅僅意味著一種使較不利者在個人對實力和社會地位的追求中落伍的平等機會，但他并不否認機會平等的重要性，他認為，要保證合作體系作為一種純粹的程序正義，機會平等也應該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否則，分配的正義就無從談起。1

然而，馬克思認為，所謂結果平等其實也只是一種“粗陋”的“拉平”，他強調，完全的結果平等的前提必然是權利或機會的不平等。他于1844年在《經濟學哲學手稿》寫道：僅僅消滅私有財產和平均分享產品（即結果平等），那只是“粗陋的”或者“還未完成的”共產主義，只是一種拉平的方式。2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認定：這種平等的權利，就其內容來講，像一切權利一樣仍然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要避免這種“粗陋的”的拉平，“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痹隈R克思看來，機會或權利平等的結果必然是不平等，而結果平等的前提則不是權利的平等。馬克思科學地指明了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不可得兼的深層悖論。馬克思設想的真正平等（“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只有奠定在這樣的基礎上：社會分工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生產力得到全面發(fā)展，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3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平等的代價是：個人一切權利全部都轉讓給整個集體，轉讓是毫無保留的，個人不能再提出任何要求，他沒有個人權利，他的個人和他的全部權力都已經融合在總的意志之中。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4馬洛克在《純粹民主的局限》一文里認為，完全平等意味著經濟進步和文化的完結。5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民主制度喚醒和慫恿了永遠無法滿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追求完全平等的人們，不愿看到任何高人一等，不論多么合法。然而，完全的平等，總是在人們以為獲得了它的時候，就從他們的手中溜走了。6

從歷史上看，對結果平等的期待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結果平等的原則出現得更早，因為在最初狀態(tài)和前資本主義社會看來并無假定一個人有成為任何其他的人的同等機會的客觀基礎。只有到了立足在市場體制和民主體制基礎上并不斷完善這種體制的現代資本主義時代，對機會平等的假定、期待和實現才漸次達到空前的高度。而資本主義不斷的經濟危機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危機和社會革命，也逐漸發(fā)展出以要求改進或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為特征的對結果平等的期待。二戰(zhàn)以后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推行福利制度，甚至建設福利國家，可以看作對結果平等原則的一定程度的落實。雖然20世紀70年代以后，發(fā)達國家由于不堪忍受巨額財政負荷，也對經濟增長乏力進行刺激，不同程度地縮小福利規(guī)模，但已經不可能恢復戰(zhàn)前，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只顧機會平等而不顧結果平等的社會競爭格局。從現代史上看，有意識執(zhí)行結果平等原則的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反對工資級差制度（中國反對八級工資制），反對以按勞分配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法權，當然更不會按生產要素分配，而是普遍地實行人為拉平的大鍋飯制度，“割資本主義尾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最終由于貧困而脆弱的經濟基礎無法支撐，嚴重挫傷經濟發(fā)展的動力，阻礙生產力更快地發(fā)展，導致社會的普遍貧窮，不得不予以放棄。

二、平等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平等的悖論不僅體現在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間的深刻矛盾，而且還體現在平等的普遍性規(guī)范原則對差異性矯治政策的矛盾。平等的普遍性規(guī)范原則要求平等應用于一切人，避免在人與人之間做出行政決定；而治理不平等問題的行政措施卻不得不對社會地位低下者作出貼標簽式的差分，不僅可能造成不平等在社會心理上難以承受，而且又不得不制造新的不平等。其實，無論是機會平等還是結果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這一點，馬克思已經作了科學的說明。因此，任何治理平等問題的決策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對平等的普遍原則的侵蝕和消解。要走出平等的悖論和誤區(qū)，只有認識到：平等本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無論是機會平等，還是結果平等，都是實現社會文明和個人自由的手段，并且最終是達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手段。

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通觀西方社會史發(fā)現，收入差距與平等期望之間存在一種他稱為“托克維爾效應”的東西。他在《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一書里解釋道：過去200年來西方的一個驚人事實是人與人之間差距的不斷縮小。它主要不是通過分配政策和公平判斷，而是通過技術使產品成本低廉并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多東西。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著差距的縮小，隨著民主的更加明確，對平等的期望更快地增加了，而且人們進行著令人反感的比較。在越來越民主化、越來越福利化、越來越世俗化和大眾化的社會里，不平等逐漸減少了，而不滿卻增加了。對大多數人來說，不平等或不公平的問題不是某種固定或絕對的標準，而是同有關的他人的一種比較。如果個人感到收入和地位的巨大差距是正當地獲得的，那么就會同意是公平的。而一些小的差別如果是任意造成的，卻往往似乎是不公平的。因此，真正的社會問題可能不是“平等”、“不平等”這樣的抽象命題，而是“不滿”的社會特性，以及引起這種“不滿”的條件。不平等不能被認為是一種單一的情況，矯正它的措施也不是只有一個原則。在社會實際中有各種不平等：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地位的不平等，權力的不平等，職業(yè)或社會等方面機會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服務的不平等，等等，問題不是一個權衡，不是非此即彼，在一個方面的不平等未必伴隨其他方面的不平等，關鍵是哪些不平等導致了社會和道德方面的分歧與不滿。7

當代的平民主義（又稱為底層主義或民粹主義）希望實行無差別的平均主義，堅持最后達到完全拉平。這不是支持公平，而是反對優(yōu)越。它的推動力不是平等，而是不滿。其結果是簡單地維持現狀，而不具有持久創(chuàng)新的動源。平民主義主張權力（“民治”）而反對權威。然而權力只是一種強制指揮能力，它直接或間接地以各種武裝力量為后盾，權威則是一種以技術、學識、天資或某種類似的屬性為基礎的能力，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人有才能的高下之別。人人有權得到尊重，但權威不僅值得尊重，更值得贊揚。如英國社會學家W·G·朗西曼所言，“如果一個社會中所有的特權或尊敬的不平等就是贊揚的不平等的話，那么，從這樣的程度上看，這個社會還是公正的”。8的確，任何社會的生活質量是由其領導質量決定的。才能、成就和普遍性的原則是任何一個有成效的、真正開放的文明社會的必要基礎。三、當前中國的平等問題與出路

目前，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還剛突破1000美元關，雖然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對結果平等的熱情期望，但這種期待實際上折射的是人們對現實之中的種種不公的一種不滿而已。9這主要表現在已成頑疾的權力尋租和巨額腐?。灰驒嗔艛嗪头刹灰?guī)范而導致的職業(yè)之間的收入鴻溝；因權力介入或市場不規(guī)范而遭扭曲的不正當競爭得利；因醫(yī)療教育產業(yè)化而基本醫(yī)療教育保障沒有跟上而產生的摩擦性切身利益糾葛；因國企改制而帶來的國有資產巨額流失等。

現實地看，權利或機會的平等在眼下的中國仍然是緊迫的和首要的，當然，結果的不平等也必須限制在一定的幅度內。美國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認為：“消除使人們幾乎不能有選擇、而且?guī)缀鯖]有機會來發(fā)揮其理性主體的作用的各種類型的不自由，就構成了發(fā)展?！?0機會平等在阿馬蒂亞·森的自由發(fā)展觀視閾下演繹為“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識字算數、政治參與等。機會平等反對出身、裙帶關系的優(yōu)先，反對權力的壟斷和尋租，也反對不根據才智、志向平等地參與公正競爭的任何分配地位的標準。機會平等主張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靠成就而不是靠承襲歸屬。結果的完全或絕對的平等當然是不可期的，因為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要犧牲權利或機會的平等，另一方面在當前的經濟文化教育背景下，會造成一個缺乏競爭、效率和發(fā)展動力的社會。但人們對結果平等的殷切期望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后果卻不可不得到重視，這種期望累積到一定程度，會形成普遍的社會不滿，從而引發(fā)深刻的社會危機，最終仍然造成經濟的無效率和發(fā)展的無動力。因此，對因結果平等的期望而形成的社會慢性危機，一方面要從制度上去化解，即要建立財富合法積累的有效監(jiān)督體制，貧富差距過大的稅收調節(jié)機制，各種經濟壟斷的監(jiān)控和強制化解機制，惠及每個人的社會經濟生活安全保障體制，暢通的社會升遷和流動體制等，另一方面要教育人們樹立科學的平等期待：絕對平等是不可期的，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都很重要，但兩者同時實現則必然陷入平等的悖論和矛盾之中，二者都不可絕對化，而應保持一種內部的張力，二者均是社會發(fā)展所需要的一種動力和手段。當然，作為社會發(fā)展的經常性手段和持續(xù)性動力，機會平等比結果平等更重要。結果平等的日常使用，容易引發(fā)社會的普遍惰性而導致無效率。但結果的相對公平而不是落差太大導致兩極化，也是社會動態(tài)穩(wěn)定的基礎。而且社會經濟的不斷發(fā)展進步，也會推動平等主題目的變奏：由機會平等到結果平等的強調。但無論機會平等，還是結果平等都應該有利于經濟社會的更快發(fā)展，而不會造成社會危機以至社會停滯。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廣大公民都衷心希望國家富強，……卻總是不同程度地沒有本領去判斷達到他們衷心希望的目的所用的手段是好是壞?！币驗椤叭嗣駴]有時間和辦法去做這項工作。他們的判斷總是匆匆忙忙做出的，并且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特點。”11目前，我國不少人對作為發(fā)展手段和動力的結果平等的期待，可能就屬于這樣的情況。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說：平等應該建立在兩個原則基礎上：一是每個人有權利同等享有與他人同樣的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機會平等），二是在社會經濟生活方面應該合理地達到人人受益（結果平等），職務與工作應該向人人開放（機會平等）。12獲得文化知識和技術的機會不應取決于一個人的階級地位，應當對每個動力和才智類似的人提供大體相等的文化和成就的前景。

我們必須堅持基本的社會平等，即人人應該得到尊重而不應由于性別、年齡、學歷、出身、身體、種族或其他個人歸屬因素而受歧視或侮辱。人人有權獲得一套基本的服務和收入，能為他們提供社會平均標準的醫(yī)療、教育、住房等等。這些都是有關安全和尊嚴的事情，必須成為一個文明社會優(yōu)先關注的問題。但是我們不需要在一切事情上強制實施一種僵硬的平均主義。為了創(chuàng)造每個人自由而平等發(fā)展的機會，在法律方面，必須繼續(xù)完善與市場經濟正常運行有聯系的法律法規(guī)，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進一步規(guī)范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合理區(qū)分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在國家與家庭之外培育各種社會活動空間，特別要以法律規(guī)范權力，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場方面，健全市場主體完全從市場獲取生產資料和勞務而不受權力或身份地位限制的體制。有序打破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人為的行業(yè)壟斷，積極引入競爭機制。國有企業(yè)改制要向真正成為市場主體而不是權力主體的方向發(fā)展。在市場體制下，政府權力要得到有形的規(guī)范，服務型的政府理念要深入人心。全面而有效的基本生存安全保障體制必須優(yōu)先建立，衛(wèi)生健康保障體制也要有序地落實。真正落實市場機會面前人人平等。在教育方面，切實貫徹九年制義務教育，鼓勵有條件的地區(qū)進一步普及更高程度的教育，建立或健全各種技術和業(yè)務的人力培訓制度，尤其要有步驟地建立因缺乏基本勞動技能而難以就業(yè)的失業(yè)下崗人員和農民的就業(yè)培訓制度。教育應該成為有效推進社會流動的基本手段，漸次實現教育機會面前人人平等。

【注釋】

1（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85、88、101、102、107、150頁。

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71、72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1、12頁。

4（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19、20頁。

5（英）W.H.馬洛克：《純粹民主的局限》（1917），轉引（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高铦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468頁注②。

6（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224頁。

7（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高铦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489、494、495頁。

8（英）W·G·朗西曼：《“社會”平等》，《哲學季刊》第17期（1967）。轉引（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高铦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499頁。

9關于作者對目前中國社會公平問題的分析與判斷，參看《公平不是靜止的》，《社會科學報》2006年2月9日；以及《市場化罪責何在？》，《中國社會導刊》2006年第4期下。

10（美）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fā)展》，任賾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序言24頁。

11（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224頁。

12（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60——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