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與辯論;辯論中的十大關(guān)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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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與辯論

又如，“人性”這一概念人們已爭了數(shù)千年，各種觀點紛然雜陳，要對它下定義自然也是十分困難的。于是，我們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們在辯詞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組成的；自然屬性是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則是通過教化和社會化獲得的；人性本惡是指人的自然屬性具有無節(jié)制地擴展的傾向，而人的社會屬性或是對這種傾向推波助瀾，或是抑惡揚善，把人的自然屬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nèi)?！边@種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對方處在一片霧靄之中，他們什么都聽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紀西方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倡導的反本質(zhì)主義思潮密切相關(guān)。維特根斯坦不主張運用概念去規(guī)范事物的本質(zhì)，而是主張描述事物的具體特征，他認為事物之間只存在著“家族類似”，不存在所謂共同的本質(zhì)。比如你問我：“什么是游戲？”我不會給你一個游戲的定義，我會告訴你乒乓、籃球、撲克是怎么玩的，因為這些都是游戲，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們，而盡量避免用抽象的論述進行概括。其實，這種反本質(zhì)主義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見端倪?？鬃拥膶W生問“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復他們，而是根據(jù)問的人的不同情況，作不同的回答。所有這些，對我們進行辯論都是有啟發(fā)的。由于盡量避免下定義，我們在辯論中始終比較主動，對方摸不到我們的實處。當然，我們說，盡量避免用規(guī)范或下定義的方法，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拒絕下定義。在某些辯論中，個別必須明確地表達出來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義的方法。比如，在辯論“人性”問題時，我們把“惡”定義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jié)制的擴展”。如前所述，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對方把人的本能與惡簡單地等同起來。但這一定義確實像任何其他的定義一樣，包含著受攻擊的危險。要是對方抓住“無節(jié)制”這一概念做文章，我們是很難回答的。他們可以這樣向我們提問：“如果一個人的胃口是吃一個餅，但由于某種餅特別好吃，他吃了一個半，這是不是一種‘惡的行為’呢？”他們也可以問：“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農(nóng)民起義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統(tǒng)治階級欲望的無節(jié)制地擴展，但為什么不少人反倒稱農(nóng)民起義為‘惡’呢？”這些問題都是很棘手的。當然，在該下定義地方，不管會發(fā)生什么問題，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下定義。同時，在下了定義之后，又要對可能遭受到的攻擊作充分的準備。這樣做才可能避免被動的地面。總之，要準確地使用描述和定義的方法，兩者不可偏廢，但要盡量多用描述的方法，從而達到既講清某些問題，又隱蔽另一些問題的境界，使對方不能迅速地判斷并抓住我方觀點中根本性的東西。

收斂與發(fā)散的關(guān)系在辯論中常常會發(fā)生兩種極端化的現(xiàn)象。一種現(xiàn)象是，拘泥于辯論內(nèi)容本身，不越雷池一步，尤其當辯題比較枯燥乏味時，整個辯論過程就顯得毫無生氣。比如，“中國加入關(guān)貿(mào)總協(xié)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礎(chǔ)”這樣的辯題，要是只限于專業(yè)知識進行辯論，那聽眾就會索然無味。另一種現(xiàn)象是，在辯論中雙方都開“無軌電車”，結(jié)果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愈辯愈跑題，愈辯愈離譜，評委和聽眾接受的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文字。無疑地，這樣的辯論也是缺乏觀賞價值的。要避免這兩種現(xiàn)象，除了在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關(guān)系上做文章外，還要努力處理好收斂性思維方式和發(fā)散性思維方式的關(guān)系。所謂“收斂性思維方式”，也就是在整個辯論過程中必須始終扣住辯論的主題和基本問題，避免辯論滑入到細節(jié)問題或與主題無關(guān)的問題上去；所謂“發(fā)散性思維方式”就是在辯論中敢于把問題撒出去，離開枯燥晦澀的專業(yè)語言，擴散到日常生活、歷史事實、文學作品、典故軼事、奇趣異聞等上面去，從而大大地打開知識視界，給聽眾和評委以知識和美的享受。這兩種思維方式應該互補，如果堅執(zhí)于第一種，可能失之偏狹，缺乏情趣；如果堅執(zhí)于第二種，也可能失之寬泛，缺乏論證的嚴密性和嚴肅性。只有把這兩種思維方式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才能使整個辯論過程既緊扣主題，又恣肆；既層次分明，又妙趣橫生；既如一篇立論嚴密、一氣呵成的論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腸蕩氣的史詩，令辯者意氣風發(fā)，令評委和聽眾留連忘返。

在訓練時，我們要求每個隊員在場上都應達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辯證地結(jié)合起來的境界。我們安排了一些訓練，如要隊員在20分鐘時間內(nèi)快速翻閱一本書，然后用簡煉的語言概括出這本書的主要內(nèi)容，要緊扣書的主題來說，不允許說廢話；我們也要求隊員快速讀完一篇文章，立即對這篇文章的主題思想進行批駁，駁斥要有力，不允許停留在枝節(jié)問題上。這些訓練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隊員們的收斂式思維能力，他們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問題進行辯論。另外，我們也安排了一些鍛煉隊員進行發(fā)散式思維的訓練。我們會出一些古怪的題目讓隊員們的想象力自由馳騁，如“克拉利佩奧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歷史會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如果希特勒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目前國際政治格局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如果你見到外星人，你想告訴他什么？”“如果一個人在一小時后將會死去，你認為他將想什么？”“如果南極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qū)l(fā)生怎樣的變化？”等等。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橫生的問題，促使隊員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到處翱翔，從而豐富了自己的聯(lián)想和跳躍式思維的能力。這些訓練的結(jié)果是，隊員們在場上常能很好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結(jié)合起來，并熟練地進行運用。

比如，在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四辯機智地注意到減肥小姐“溫而不飽”的特殊情況，從而提出了一個發(fā)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溫飽了才能談道德的話，那么減肥小姐的俱樂部豈不成了拳擊場了嗎？”因為小姐們既然未達到“溫飽”狀態(tài)。當然就可以不談道德了。這一問題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從而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對方提出了一個很刁鉆的問題：“如果醫(yī)學能治好艾滋病，難道它還是社會問題嗎？”我方二辯立即作了發(fā)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裝進一個瓶子里去。如果人類不存在，那我們還有什么可能在這里討論艾滋病問題呢？”乍看起來，“把巴黎裝進瓶子里”與“艾滋病”問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可在這里，這種發(fā)散式的回答卻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聽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另外，當對方強調(diào)艾滋病毒是在醫(yī)院里發(fā)現(xiàn)的，因而只能是醫(yī)學問題時，我方二辯又提出了一個發(fā)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在醫(yī)院里發(fā)現(xiàn)的東西都是醫(yī)學問題的話，那要是有人在醫(yī)院里撿到了一把鑰匙，這把鑰匙也成了醫(yī)學問題了？”從表面上看，“揀鑰匙”與“艾滋病”也是毫無關(guān)系的，可在這里卻達到了巧妙的結(jié)合，把辯論推向了新的高潮。還有，當對方辯手提出：“母嬰傳染是艾滋病傳播的渠道之一，請問，對剛生出來的嬰兒如何進行性教育？”這個問題也提得比較刁鉆，但我方三辯運用發(fā)散式思維從容應對：“對不懂事的嬰兒當然無法進行性教育，但對母親難道不能進行性教育嗎？”聽眾立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我方三辯把回答從“嬰兒”發(fā)散到“母親”的身上，自然使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再如，在關(guān)于“人性”問題的辯論中，對方強調(diào)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方三辯立即提出了一個對方未曾想到的，也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人性本善，人們怎么可能拿起屠刀？”從“放下屠刀”發(fā)散到“拿起屠刀”，思維的跳躍是何等神速，在對方張口結(jié)舌之時，場上立即爆出了熱烈的掌聲和笑聲。使每個隊員都兼具收斂式思維和發(fā)散式思維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這一點上又是不能的，因為整個辯論過程瞬息萬變，萬一有隊員矢之偏頗，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也就是說，辯論隊作為一個整體，它在整個辯論過程中應當在收斂式思維和發(fā)散性思維中保持必要的張力。于是，我們確定二辯手在整個辯論過程中起好“收斂”的作用。從“起、承、轉(zhuǎn)、合”的角度看，二辯手之“承”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辯手擔當“收斂”的角色是很合適的。當然，擔任這一角色的隊員最好比較沉著冷靜，不會聽憑自己的激情到處馳騁，而是善于把全隊的激情控制在確定的軌道上，從而起到辯論隊的“靈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兩個：一是在對方一辯手，至多再加上二辯手陳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對方立論中的基本論點和問題，并為以后的辯手指明攻擊的方向。在平時的辯論中常常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由于二辯手抓不住對方立論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從而把整場辯論引向歧路。所以，這方面的收斂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關(guān)系到辯論的成敗與否。二是在自由辯論中起好收斂的作用。

一般說來，自由辯論表現(xiàn)為一個即興的、相當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個辯論隊如何保持一種“流動的整體意識”，始終緊緊地扣住主題進行辯論，這是一項高超的藝術(shù)，而在這一藝術(shù)中，起關(guān)鍵作用的正是那位擔當收斂角色的隊員。他的腦子中始終保持著一個清醒的念頭——”使辯論回到主題上去”，每當自由辯論像無根基的浮萍飄向枝節(jié)問題或跑題的時候，他就要站起來發(fā)言，把問題重新?lián)旎氐街黝}上來：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躍吧。老實說，二辯手要起好收斂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時對方一講話就暴露出許多問題，從而會產(chǎn)生一種力圖去駁斥這些問題的“誘惑”，二辯手應當絕對地戰(zhàn)勝這種誘惑，緊緊地抓住最根本的問題實施攻擊，從而使整場辯論納入到我方設(shè)定的軌道中去。光確定“收斂者”是不夠的，我們還指定另一名隊員擔任“發(fā)散者”?！鞍l(fā)散者”的使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陳述和自由辯論的過程中起到談笑風生、縱橫捭闔的作用。乍看上去，他的發(fā)言似乎常常游離于辯題之外，其實，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闡明本方的題旨和攻擊對方的立論?！鞍l(fā)散者”最好由處在“轉(zhuǎn)”的位置上的三辯手來擔當，擔當這一角色的隊員不僅要知識面寬，聯(lián)想能力豐富，而且要思想活躍，善發(fā)刁鉆之論。如果具有這樣的特質(zhì)，他在場上常常表現(xiàn)得十分活潑，揮灑自如，如入無人之境，從而在聽眾和評委中營造出一種新的氣氛，并給對方辯手施加心理上的壓力，使之措手不及，茫然不知如何應對?！鞍l(fā)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為他能拓展出一個新的知識空間，拓展出辯論賽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歸根到底，“發(fā)散者”應當服從“收斂者”，緊緊扣住主題來辯論，離開主題來發(fā)散，“流動的整體意識”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語言碎片，這乃是辯論之大忌。

正如在科學研究中一樣，在辯論中，保持收斂式思維和發(fā)散式思維之間的“必要的張力”也是至關(guān)重要的。辯論運思與哲學運思的關(guān)系眾所周知，辯論運思的根本特征是追求表達的嚴密性、一貫性和明晰性，辯論語言常要求能體現(xiàn)出巨大的邏輯力量，猶如章魚之足把對手、評委和聽眾緊緊地抓住，使他們乖乖地跟著辯手的思想走。而哲學運思則不同，特別當它達到思辨的境界時，它追求的是一種差異或?qū)α⒌臏贤ê腿诤?，常常會體現(xiàn)出辯論運思所達不到的思想高度，使評委和聽眾產(chǎn)生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即他們不僅在聽辯論，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某種新的感召。如果說，辯論運思旨在取勝，因而是一種求器的意識的話，那末哲學運思則旨在展示一種思想意境，因而是求道的意識。當然，要是在辯論中只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哲學運思中，這樣的辯論是很難吸引普通的聽眾的，然而，如果完全缺乏哲學運思，這樣的辯論也會顯得索然無味。哲學運思不僅能體現(xiàn)思想的深度，顯示思維的偉力，也能幫助辯論運思更透徹地分析并領(lǐng)會辯題。我們不妨把見之于辯論運思中的哲學運思稱作為“辯論中的辯證法”。這一辯證法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關(guān)系上。我們先來看辯論雙方的辯證關(guān)系：1．正方與反方人所共知，在每一場確定的辯論中，正方和反方都是確定的。一般說來，正方是在明處，辯題已經(jīng)規(guī)定好了，其任務是對辯題本身進行論證，而反方的見解又不得而知，很難進行有針對性的準備。所以，正方一般說來比較被動。反之，反方在暗處，其立論不易為正方所把握①。比如“人性本善”這一辯題，反方如果可以自由立論的話，至少有以下三條思路：第一，人性本惡；第二，人性有善有惡；第三，人性無善無惡。因而反方的立場是很難捉摸的，而正方立論在明處，反方可給他有力的進攻。所以，在辯論過程中，反方的主動性常常是比較強的。但反方也有弱點，由于受到進攻正方的“誘惑”，對自己的立論的嚴密性常常缺乏縝密的思考，一旦正方反守為攻，反方就不易防守。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用辯證的目光來看待正方和反方。如果抽到正方，較易產(chǎn)生防守心理，為了克服這種心理，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反方”，把對方看作是“正方”，這樣就能強化進攻心理，不滿足于單純的防守；反之，如果抽到反方，在進攻心理的支配下，較易忽略防守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設(shè)想自己是“正方”，對方是“反方”，于是，防守意識就增強了。總之，從哲學上看，正方和反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不能把它們抽象化、孤立化，要善于把對方的心理優(yōu)勢集中起來，以便牢牢地把握辯論的主動權(quán)。2．強隊與弱隊①從本屆國際大專辯論賽開始，辯題反方也被明確規(guī)定，這樣一來，反方原來的優(yōu)勢不但被取消了，而且由于在自由辯論中正方先發(fā)言，而四辯總結(jié)又把正方放在最后，因而正方立場顯示出愈來愈多的優(yōu)勢。一個辯論隊是強隊還是弱隊，是比較容易判別的，這從隊員的素質(zhì)和他們在場上的表現(xiàn)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一般說來，碰到強隊，人們既會產(chǎn)生害怕心理，又會扎扎實實地去準備，務求在比賽中得到較好的成績；反之，如果碰到弱隊的話，人們常常掉以輕心，準備也不會很認真，因而常會發(fā)生“陰溝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辯論中碰到強隊未必是壞事，碰到弱隊則未必是好事，要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在新加坡辯論中，當我們在初賽中遇到劍橋隊這一強勁的對手時，一方面，我們扎扎實實地做好準備工作，嚴陣以待；另一方面，我們又深入地分析了該隊的弱點，如年齡大，反應不快，學歷高，觀點不易統(tǒng)一等，使隊員們看到他們“強”中有“弱”，因而確立了必勝的信念。在半決賽中遭遇到的悉尼隊可以說是比較弱的，但只看到對方“弱”的一面，我方的斗志就會松懈下來，這是很危險的。于是，我們及時地給隊員分析了悉尼隊的優(yōu)點，如一、四辯手陳詞懇切，有很大感染力，辯題也有利于他們立論。這樣一分析，隊員們認識到，悉尼隊既是“弱隊”，又是“強隊”，決不可大意失荊州。上述辯證的分析，使我們處在強隊面前“不餒”，處在弱隊面前“不驕”，從而在三場辯論中過關(guān)斬將，取得了優(yōu)異的成績。3．辯護與反駁在辯論雙方的關(guān)系中，辯護與反駁是一對基本的關(guān)系。我們在辯論中經(jīng)常見到兩個極端：或是只講辯護，結(jié)果辯來辯去，戰(zhàn)場都在自己一方，對對方的立論根本不構(gòu)成任何威脅；或是只講反駁，對對方提出的問題采取避而不答的態(tài)度，這也會給評委和聽眾留下這樣的印象，即反駁者從來不敢正面回答對方的問題，至少是心理上膽怯的表現(xiàn)。顯然，這兩種極端都是于辯論不利的。正確的做法是把辯護和反駁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在這兩者的關(guān)系中，辯護是基礎(chǔ)。當對方追問我們一些枝節(jié)問題時，我們固然可以避而不答，但當對方對我們的基本立論提出疑問時，采取“繞著走”的方式卻是很失策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簡明扼要地回答對方的問題，立即進行自我辯護。辯護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澄明我方的基本立場。這樣的辯護正是反駁的必要的階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辯護，反駁就會顯得強詞奪理，蒼白無力。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辯護也就是反駁。當然，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辯護后，對方如果繼續(xù)糾纏不清，或?qū)Ψ教岢龅膯栴}，我方在前面的陳述中早已說得明明白白，那就沒有必要重復地進行辯護，而是要迅速地轉(zhuǎn)移到反駁的層面上，把矛頭指向?qū)Ψ降幕玖⒄摵鸵栴}。反駁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進攻性的，而進攻乃是辯論取勝之道。這就像踢足球一樣，光是防守的話，至多不過是對方進不了球，但球卻不可能滾進對方的球網(wǎng)中去，只有反駁和進攻，才有可能把“球”踢進對方的球網(wǎng)中去。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反駁是最有效的辯護。然而，從辯論的全局來看，既應當有辯護，也應當有反駁，兩者的結(jié)合才能顯出理論上的從容、嚴密和大度，也能顯出作風上的沉著、儒雅和寬容。在分析了辯論雙方和辯論方式上的辯證關(guān)系后，我們再來看看辯題分析中的辯證關(guān)系。1．可能與現(xiàn)實在辯論中，常常會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辯題，如1990年南京大學和臺灣大學決賽的題目是：“和平共處是人類可能實現(xiàn)的理想”。這一辯題之要害是“可能”這一概念，南大是正方，臺大是反方。臺大舉了現(xiàn)實生活中許多關(guān)于戰(zhàn)爭、擴軍的例子來駁斥南大，其實，“現(xiàn)實”是無法駁倒“可能”的，因為可能的東西是尚不存在的東西，現(xiàn)實的東西是已經(jīng)存在的東西，后者怎么能夠駁倒前者呢？比如，在飛機發(fā)明之前，人能飛到天上去僅僅只是一種可能。當時的歷史和現(xiàn)實都表明，人從未飛到天上去過。我們能用這樣的“現(xiàn)實”來否定飛機發(fā)明的可能性嗎？這層邏輯關(guān)系對于臺大來說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時抓住這層關(guān)系，等到后來意識到時，已經(jīng)太晚了。這就告訴我們，在分析辯題時，一定要搞明白，辯題所要論證的是可能性問題，還是現(xiàn)實性問題。如要論證現(xiàn)實性，大談可能性就沒什么用，反之亦然。2．偶然與必然當我們面對著一個必然性的命題，如“教授‘下?！厝粚е陆虒W質(zhì)量的下降”時，我們一定要認清“必然”這一概念的涵義。所謂“必然”，也就是無條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說，反方只要舉出一個特例，比如某某高校的某某教授“下?！焙蠓炊岣吡私虒W質(zhì)量，就可把上述命題否定掉。正好像“一切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命題，我只要舉出世界上某處存在著哪怕一只黑天鵝，這一命題就被攻破了。這就告訴我們，面對著“必然性”的辯題時，作為反方，只要抓住一個偶然的實例，就足以在邏輯上摧毀正方。當然，如果在辯論前抽到了正方怎么辦呢？這就需要為這一“必然性”的命題設(shè)置一些條件，從而弱化其在邏輯功能上的極端性，但這常常要借助于一定的詭辯手段才能做到；同時要大大強化正方立論在理論、事實層面上的說服力，以彌補這一邏輯上的弱點。3．主流與支流有許多辯論題目會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關(guān)系問題，如“衛(wèi)星電視的發(fā)展利大于弊”（正方）和“衛(wèi)星電視的發(fā)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這樣的一個辯題。不論是哪一方，總要把自己為之辯護的方面作為主流，把另一方則視為支流。對這層邏輯關(guān)系，在整個辯論的過程中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對這層關(guān)系，現(xiàn)實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說明。如在吃飯的整個過程中，”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爾發(fā)生的事情，是支流，我們當然不能“因噎廢食”；又如，生小孩，小孩的誕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帶出一些臟東西則是支流，能因為這些東西的存在就拒絕生小孩嗎？再如，交通發(fā)展了，便利了大家，這是主流，每年發(fā)生的交通事故則是支流，能因為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車子都停開嗎？顯然不能。自覺地意識到主流和支流的關(guān)系，就能對這類辯題應付自如。上面，我們簡略地分析了哲學運思在辯論中的作用。顯然，辯論運思還停留在形式邏輯的層面上，而哲學運思則超越形式邏輯，達到了辯證邏輯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觸微，充分顯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上面談的十大關(guān)系是我們在辯論中必定會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辯論中所有的問題都言窮了。辯論是一個活生生的、永遠開放的過程，辯論的經(jīng)驗也可以在實踐中不斷地創(chuàng)造出來。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是常青的?！蔽蚁?，辯論經(jīng)驗和辯論實踐之間的關(guān)系也應該如此。也正如黑格爾在批判康德時說的，在岸上學游泳是學不會的，只有跳進水里，才有可能真正地學會游泳。因此，對有志于辯論事業(yè)的青年人，我們不妨提出如下的勸告：大膽地走向辯論壇吧！